赵婧说道：“就是怕到时候魏宁山父子没什么其它财产，然后法院拍卖了魏宁山的房子之后，都不够先赔小女孩家属的。”
我笑道：“要是我们能把隔壁屋子拍下来，那也不算亏呀。”
赵婧说道：“嗯，这倒也是，放心吧老公，我会持续关注执行和拍卖进度的，一有消息我们就马上参加竞买。”
我说道：“谢谢老婆，我肩膀现在不酸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先去洗澡，洗完我就下去练功兼写其它诉讼材料。”
赵婧将我的头扭过一边，俯身亲了我的嘴唇一下，说道：“好哒，那就辛苦亲亲老公了呀。”
到了第二个星期的周三，赵婧打听到北城区检察院已经将魏宁山父子破坏财产案件及魏宁山老妈妨碍公务案件移送到了北城区法院起诉，于是我们也快马加鞭，将早已准备好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提交给北城区法院立案庭。
又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我们收到了开庭的通知。
这天上午，在北城区人民法院一号大法庭。
我穿着赵婧前天刚帮我选的一套黑色西装和白衬衣，戴着蓝色的领带，在刑事附带民事原告席位上正危襟坐。
赵婧已经从前台转为了律师助理，当然只是拎包开车的助理，跟了一名女律师专门帮她跑腿，因为这个女律师今天正好也有案子要在安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赵婧要跟着去，所以没有来。
而谢玲，跟她那位四十多岁，风度翩翩的男导师，坐在被告人辩护人席位上。
从进入法庭一开始，谢玲这小妞，就一直没有正眼看过我。
好在我视力高于常人，看到她有几次用余光，悄悄观察了我好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正面戴着手铐，身穿黄色看守所马甲的魏宁山父子俩，被法警押送到两个被告人席位上。
当时相关部门还没有出台相关的制度，被告人上庭依然还是要穿着黄马甲，且无论是什么性质案件的被告人，全都要戴着手铐。
一直到了2015年2月28日，一高一部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规定法院到看守所提解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的，看守所应当将穿着正装或便装的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移交法院。
虽然这只是庭审着装的一个小变化，却打破了延续30多年的被告人身着“黄马甲”出庭受审的传统禁锢，充分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立法精神。
在法庭上，魏宁山及其父亲一进来，先是同时观察了一会儿法庭内的环境。
接着，魏宁山的老爸开始低下头看着前面的地板瓷砖。
而魏宁山，则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里带着一股杀气，似乎我是杀害他老妈和儿子的凶手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