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她从来都觉得豆豆不好，嘴上却也一直念叨着死去的毛毛，她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不好的一只豆豆，我要如此的喜欢它，却不明白毛毛之于她与豆豆之于我的意义是一样的。她不喜欢不代表我不在乎。
“怎么？！”母亲瞪着眼，瞬间站起身，抬高了嗓门，“送出去的你还想要回来不成？！”
她说：“我不去给你要哈，我没那个脸！送出去的还能要回来，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咧！”
我也不想再拐弯抹角，跟她说：“我不用你去说，我自己去跟她说。”
我小时候不爱出门，村子里认识的人没几个，与他们谈判对我来说是个挑战——我想不清楚我为什么不爱出门，可能是我总觉得别人会骂我、看不起我，因为母亲总爱将我们的缺点当做聊天话题，这是她的社交手段之一。
小时候父亲总是跟她吵架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母亲总是在外面说他懒惰，我猜她也曾说过他愚蠢，因为父亲沉默寡言，不善社交，没有一张灵巧的嘴。但他在工作上的成就和拿到手的工资是母亲抹黑不了的，给他盖不上愚蠢的帽子，所以她说：“别人还说他心眼儿多咧”，所以他也就只剩下了懒惰。
母亲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我看着她的模样却觉得她有些怪异——她明明并不十分生气，为何要装出一副如此愤怒的样子？感觉下一刻就要爆炸了。
她用强烈的态度将自己屏蔽起来，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她装成一个情绪崩溃的疯子，对着我大吼大叫，高亢的嗓音填满了屋子里的每一处缝隙。
她并不崩溃，但她要让别人崩溃。
我出了门，不想再说一句话，觉得心累的很，我受够这些人造噪音了。
母亲焦急的跟在我身后，她腿也不疼了。
她拽着我的胳膊，恨不能将它卸下来的样子，“你干什么去？你要干什么去？！”
她苦着脸，挤着眼睛跟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丢人现眼行不行啊？！”她语调高亢，神态却像是在恳求我，恳求我能不能别这样。
她的神情还告诉了我一些更多的东西：千万别得罪别人，能不能保持点体面，别被人这么看不起。
我不理解她的强烈态度，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狗而已，为什么会被人看不起？
我受够了她的唠叨，冷声道：“我上哪儿找去？”
如果我知道豆豆在哪里，我是一定会去的，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就在这一刻，我头一回察觉到，自己对于父母冒出一股浓烈的恨意来。我从未恨过一个人，所以也是头一回知道恨原来是这种感觉，就像心口吹过的一阵凉飕飕的风。
豆豆是我对于家庭最后的，也是全部的信任，信任的高墙一旦坍塌，我看到的是后面血淋淋的战场。
狗不会轻易的咬主人，儿女总是天生的就去信赖父母，阻碍我清醒的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高墙——信任，被她亲手推塌了。
多年后我再次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或许这一天，才是我成人之后真正离家的第一天。
母亲换了脸色，温声哄着我，说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炒青椒，这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小孩子，一个丢了心爱的狗一盘炒青椒就能哄好的小孩子，我觉得她有些荒唐可笑。
她不会明白，通过豆豆身上所暴露出的问题远非如此，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她、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会有错。
回到潍城以后的后半年时间里，我从没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即便是面对母亲的训斥，面对她的暴怒或者是挖苦、想方设法的逼迫我，我宁可蜷缩在被窝里忍着煎熬和焦虑，崩溃的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像个疯子，也不允许自己向他们屈服，去听从她的命令去拨打这个电话。
我不明白，电话本应该是传达关心和爱意，他们又不爱我，我也并不关心他们，何苦去打这个电话浪费彼此的时间？
一个电话通过去，半天不说一句话，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话题可聊。
除了听母亲抱怨一下我的缺点，抱怨一下魏明的缺点，又或者在外人面前抱怨下父亲的缺点。听着她担忧一下我的工作，担忧一下魏明的学业，担忧一下父亲的工资，进而感觉人生已经过不下去之外，这个被逼着打过去的电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它给我带来了什么？
它只能让人感觉到抑郁。
我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冷硬，甚至没有动摇一下，终于，母亲被逼无奈再次打电话问我——我难得听她像个正常人一样心态平和的说话，而不是装成一个精神崩溃的疯子，她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