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科举制度，其实并不怎么受到重视。
这一点上，从今年才开始正式安排礼部侍郎安排科举上可见一斑。
以往负责科举的，不过是普通的员外郎罢了。
员外郎不过从六品，而礼部的侍郎则是正四品，这就直接体现了重视程度与否。
至于说此次李云泽这个亲王过来，纯粹是其个人行动与朝堂的重视程度无关。
唐时科举的科目通常为六科，其中秀才科因为难度太大而在高宗事情就被废弃。
因为极少有人能够考得过不说，甚至就连报名这一科的都没有几个人，那自然就没有留着的必要。
剩下的五门科目里，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重要，参加这两科考试的考生也是最多的。
唐初期，明经科高于进士科，但是到唐中期以后，进士科的地位开始高于明经科。
人们越来越推崇进士，以至于进士从此之后就成为了科举的代名词。
相对比其以往的举荐制度乃至于九品中正制来说，科举无疑是开天辟地般的好事情，给了普通人一个哪怕微乎其微却真实存在的上升通道。
可这么多年下来，尤其是在李三郎认钱不认人之后，已然是极为腐臭不可闻。
科举逐渐演变成世族门阀维持自己门第的手段，他们动用各种手段拿到名额，使得中举者的能力和素质大幅度下降，而许多真正的有识之才，名人，杰士却遭受排挤。
这其中，既有得意者如‘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赏花浪子盂郊。
也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门阀掘墓人黄巢。
孟郊的《登科后》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就是唐时科举的最为真实的写照。
就像是此时，李云泽这儿就被送来了许多份的行卷。
举子将平时所作诗文卷轴向尚书省所在官府，即礼部交纳，所以称为纳省卷，又称为“公卷”。
而举子向一些达官贵人私自呈送的诗文称为“行卷”。
这是一种提高知名度，从而增强被选中几率的方式。
毕竟主考官知道了你的名字，看到了你的大作自然是会加深印象。
因为这次最终选择谁登科的人是李云泽，所以这些行卷就送到了他的手中。
李云泽翻开了一番，他之前看重的杜甫，高适，王之涣等人的作品却是一个皆无。
“这些都是参加本次科举的一些出众才子所做。”负责本次科举的主考官，礼部侍郎面带笑容的向着李云泽做公荐“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应该说，能够来参加科举的，基本上都是人才。
唯一的区别就是，送到李云泽这儿，为礼部侍郎所公荐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出身门阀世家与勋贵之家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