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决定再拨款50万两银子给徐光启大炼钢铁与熬制硝石，目的就是尽快建立军工体系。
“徐大尚书，快起来吧！皇上已答应给你拨巨款了！你就放心地去折腾得嘞！哈哈。”朱由校见状道。
“呃……多谢皇上大恩！多谢王爷鼓励！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徐光启叩头道。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你还要陪朕一起去前方靶场，亲自查验炮击效果如何呢？”崇祯帝朱由检道。
“微臣遵旨！皇上请！王爷请！”徐光启得令后一骨碌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笑道：“还请皇上与王爷上马，也好跑得快一些，毕竟这款‘线膛炮’射程较远，若将炮管再加长两尺，或许真能打到十里之外！”
“噢？真的假的？若果真如此！你徐光启就是我‘大明朝第一大功臣’啊！哈哈。”崇祯帝爽朗地笑起来。
其实，历史发展到明朝晚期时，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却比“官炉”更大，且通常情况下一昼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时可日产生铁6000斤，因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而同时期的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还远远落后于明朝，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则是到了西元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机，则是西元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朝时期，工匠们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用“石炭”（煤炭）冶铁也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因为当时成书的《天工开物》就对此就有记载，说明这项技术已比较成熟。
宋应星在自己写的《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证明当时用来炼铁的燃料中，煤炭占了七成，木炭占三成，因为煤炭的燃烧值更大，相同条件下燃烧时温度更高。
“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比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在“炒炼熟铁”时的“再熔化”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是古代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此外，明朝时期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唐宋以来“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
后世有“冶炼专家”周志宏曾说过：“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的发明，显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都适合现代工业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却能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用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这永远值得后人敬佩！
另外，“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朝时期的一项独特创造，因为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说：“更值得重视的就是在明朝工匠在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广泛采用“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此方法能极大程度增强兵器的硬度与韧性，使刀剑级锋利无比，又不易脆口和折断。
而采用“生铁淋口”技术，能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生成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并达到表面坚硬，而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产生质的飞跃。
明朝初期，工匠用“生铁淋灌”被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南宋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方法更进一步。到了明朝后期，“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作用。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中有说：“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欧洲，直至西元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可见，徐光启等人自信能炼出好钢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很重视“火药武器”发展，因为“弥勒降世，明王出世”的民间谚语让朱元璋过度自信，认为自己能从社会最底层的“穷和尚”与“叫花子”一跃而成为“人间帝王”，绝非偶然，须得掌握最强大力量！
而“火器武器”无疑是个最“神秘”也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于是便每年拨款来大力研发“火药武器”技术。
当时，蒙古人被朱元璋派兵赶到草原去了，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于是很快就平定天下，使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和繁荣，百废俱兴。这一时期，钢铁冶炼业取得进步，手工业发达，对外交流拓展。
不过，随着元末明初时，日本海盗屡次进犯明朝东南沿海，而与之交战时使用最多的还是“火器”，不得不让朱元璋下大力气发展“火器”，故极大推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为“火器”技术的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
要制造“火器”肯定离不开“火药”。而明朝的“火药”品种非常丰富，“军用火药”品种及实际配方达90种。相对于宋元时期，明朝火药成分配置更加合理，质量提高了，燃烧性能和爆炸威力等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从明代兵书和史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匠人对“火药配方”的认识和配制技术，与过往朝代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武备志·制火器法》中详细记载了各种爆炸火药、喷射火药等“火药”品种的配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