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今年的大年三十和往年有什么区别，大概便是多了一堆吃不完的饺子，少了走家串门的亲戚。
不过，虽说没了往年的那种热闹，但陆舟倒也没觉得有多寂寞。
除了外公外婆和已经去世的爷爷奶奶之外，陆舟和其它亲戚倒也不是那么的亲近，大概只是属于那种逢年过节坐在一起喝酒吃饭不会觉得陌生，一年不见也不会觉得少了点什么的程度。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平时交集不多。
要说陆舟唯一帮过他们什么，可能也就是帮他那个几乎没见过几面、在震旦读大二的堂弟转了个专业而已。
虽然他从来都没去过震旦大学，但因为偶尔会给《数学年刊》、《数学纪事》等几个知名期刊担任审稿人的缘故，他和震旦几个数学系的教授倒是有过学术上的交流，并且正好还留着他们的联系方式。
像是帮人换个专业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打声招呼的程度了，甚至连举手之劳都谈不上。
大年初二，陆舟的邮箱里收到了不少向他道贺的贺卡。
其中有来自普林斯顿的，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都是他在学术界的朋友。
不得不说，有时候学术界的关系就是这么的奇妙。
即便是处在现在这样的立场上，即便他的研究让无数国家的领导者感到头疼，但海外学者却并没有将他排挤在学术界之外……至少，偶尔他还能收到从《数学年刊》编辑部寄来的审稿邀请。只不过因为工作太忙，如果不是能引起他兴趣的论文，大多数审稿邀请都被他给推掉了罢了。
归根结底，可控聚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STAR-2示范堆工程和曼哈顿工程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的稳定，但它毕竟不是shā • rén工具，诞生的初衷也并非是为了毁灭谁。
站在政.治正确的高度来讲，它的出现会减少全球碳排放，让能源变得更加清洁，让人类的未来变得更加美好……说不准联合国还会因此而授予他“地球卫士奖”？
至少在他参与武器的设计之前，除了利益受损的人之外，大家对他的看法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大年初三。
躺在CT机里的陆舟，进行了他新年后的第一次身体检查。
看着手中那张颅内CT图，来自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卡斯廷院士用食指摩擦着下巴上的胡渣，饶有兴趣地说道。
“你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复健也进行得相当顺利……说实话，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