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物理学院，陈暮又开始四处巡视溜达。
他为宫长，负责学宫学风，还兼职博士，平日里其实是在政学院与兵学院授课，主讲治理地方以及兵法韬略，为青州培养地方官员佐吏。
汉朝官吏不分家，官就是吏，吏就是官，从政学院出去之后，还得考试入仕，成为吏员，相当于后世的公务员，然后积累行政经验，得到提拔成为主官，以后这将会是刘备治下的入仕常态。
不过在断断续续授了几年课之后，到了今年，陈暮又要准备北上去前线，开始针对袁绍了，所以他上个月就卸任了两个学院中的博士授课工作，不再去给学生上课。
如此一来，工作清闲了不少。政务方面由沮授荀彧处理，陈暮拥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偶尔还能抽出时间四处巡视，看看临淄的发展。
今日来学宫，除了来看看马钧的火车实验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从物理学院出来，马路对面就是法学院的宫殿群，相比于占地数十亩的物理学院，法学院就寒酸很多，教学楼只有三处宫殿，每次可以容纳两三千名学生上课。
但实际学法的学生极少，拢共不到五百人，在各大学院里也就比地学院和天学院人数稍微多一点，属于少数院校。
目前法学院的院长是吴恭，两汉时期，制定法律多以世家，如西汉法律一开始由萧何制定，然后是张汤和于定国，成为西汉最著名的两大法学世家。
到了东汉，则变成了陈、郭、吴。
陈是指陈宠，郭是指郭躬，吴是指吴雄，这三家都声名显赫，其中以颍川郭氏最出名，也就是郭嘉的家族，出过七名廷尉，其次就是吴家，出过三个，称之为三世廷尉，最后则是陈家，两个廷尉。
吴恭当年帮助陈暮逃离洛阳，天下大乱之后，举家搬迁至青州。目前除了担任法学院院长以外，还兼任青州法院总院长，虽然跟廷尉不能比，但也只算是降了一级而已。
由于这个年代地方长官的权力很大，县令郡守在当时可谓权力极大。如果有县令或者郡守看人不顺眼，肆意捏造罪名，将人判处死刑是常有的事情。
所以为了削弱地方长官权力，陈暮学习后世经验，在青州施行公检法制度，设立法院、检查署等新的职能机构，有州郡县三级。
比如某县有人犯案，地方县尉负责抓捕，然后地方检查署会进行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再提交到地方法院审理，由法院根据吴恭制定的刑罚进行处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良好局势。
而且普通轻罪还好说，地方公检法能够处理，如果是重罪，需要上交到州院进行审核。若是州院的负责人觉得此案有疑点有问题，就得发还重审，或者重新检查。
这样虽然受限于破案技术，依旧不能完全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却可以杜绝县令郡守随意杀死平民百姓，而不用负责任的情况。
听上去很可悲，因为后世随着摄像头的普及以及破案技术的提升，连冤假错案都已经极少。而青州却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杜绝官员随意残杀百姓，不能够保证百分百的破案，彻底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要考虑的是这是汉代，古代百姓的命，真的不算命，跟路边的野草没什么区别。官员想要欺辱百姓，只是一声令下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臧霸的父亲臧戒，臧戒是执掌监狱的官员，当地太守凭欲私杀狱犯，命令他将那些犯人处死，臧戒不愿意听从，太守就将他抓起来准备杀掉，然后臧霸就劫囚车，杀死太守，跑到泰山上当贼寇。
所以当时法制非常混乱，从天子到地方官员，不按法律办事，随意shā • rén的现象到处都有。所谓的法律彻底成为了王公贵族践踏的一纸空文，并没有有效实施。
而如今青州做到公检法分离，县令太守再也不能随意掌控百姓生杀大权，甚至为了推行公检法制度，刘备有一次亲手抓住了一名在府中偷窃的窃贼，也没有私自处理，而是交给了临淄官府，再由官府提交到法院判刑。
若是以往，别说刘备这种大官，就是算普通豪强遇到这事，打死这名窃贼都没有人说闲话。但现在就连刘备都依法办事，可见其成效。青州上下因此肃然，畏法成风，所有的官员都不敢再肆意妄为。
这么一看，其实做到杜绝官员滥杀无辜就已经很了不起，至于百分百破案率，还是得科学进步，等摄像头和指纹DNA之类技术普及再说吧。
陈暮走入法学院，吴恭今日不在，州院经常有案子要他处理，所以现在吴恭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在给学生授课，而是待在州院府处理全州各处来的案件公文。
院中景色宜人，穿过前厅拱门之后，就能看到在不远处一座宫殿外的草坪上，一名中年男人正在给班上四十多名学生讲课。
法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课程，所以上课不是按部就班地讲学，需要大家一起讨论。
“文帝时有人盗窃了高祖庙前供奉的玉环被捉住了，文帝听说高祖庙被盗，十分生气，命令张释之严惩。张释之按照法律，判处那人死刑。文帝却要求张释之判处灭族之罪，大家说说，此案是应该按照张释之的判决，还是文帝的判决？”
中年男人循循善诱地提问。
这是记载在史书里的真实案例，作为学法的人，更需要架设法律与皇权之间的平衡。
“张释之的判决！”
几乎所有学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
张释之是前汉大法学家，如今大汉很多法学世家在制定法律时，都会参考他制定的律法，在法学中有极高的地位，作为法学生，他们自然更奉行张释之。
“不错。”
中年男人高声道：“偷盗先帝庙前供奉之物，与偷盗天子御物的罪名一致，这是写在律法之中的东西，自然要依存法律进行实施，不能因为文帝下令判处灭族之罪，张释之就遵从，这也是我们学法之人的所追求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