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些真实的意图，李潼并没有详细告知在座众人，倒也无关信任与否，只是没有必要。
如今他这个宗王身份，在整个故衣社中都还是一个秘密，知道他身份的只有秦雍、河东、神都这三处行社的直案社首以及十几个敢战士头目。
古代的政治构架，有其周详缜密，也有其网漏吞舟。只要不与台面上人物产生什么牵连，民间组织纵使庞大也不会获得太大的关注。
这里面又有一个例子，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号为西南大豪，岁饥而出粟万石以赈乡里，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简直就是一个唐代的及时雨，官府也不加干涉，反而要予以礼敬。
可是当陈子昂在朝廷中枢混出了名气之后，因为得罪了权贵，哪怕辞职归乡，仍被构陷入狱，冤死狱中。
故衣社言有十数万录籍社员，但分散在关中、河东与河洛之间本就人烟稠密之地，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朝廷控制之外的流人，即便有心人仔细追查，无非乡党捐麻互助的义社，这种程度的体量与影响，还远不足以让人警惕有加。
可如果故衣社与朝廷大员，特别是时下本就敏感的李氏宗王产生直接的联系，那意义就截然不同了，是必须要全力打压、铲除的对象。
在故衣社或者自己还没有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前，李潼都不会挑明这一层关系，也就无谓将自己的身份告知太多人。
但哪怕这一构想还未尽数吐露，在场众人也都惊诧不已，为他的大胆而感到心惊。
“行走西荒可不是乡野游乐，儿郎们就算勇义有力，可贼蕃也是骄横凶残，还有近乡就食的便利，就算儿郎能耐苦寒，器杖、牛马的使用，该从何处来？即便能捕食奴帐，也得先攻破奴防。大军十余万，举国用力，论战都不能胜……”
李光是亲身经历过湟川大军惨败，至今思来仍有余悸，也就难作乐观之想。
李潼闻言后便笑道：“眼下所论，也不是强击贼军，以我彪悍豪义之徒，逐杀贼境饲马捡粪之奴，贼走我攻，贼聚我退，杀得他们闻风丧胆，杀得他们赤血遍野！勿谓奴客无辜，但有微力奉养贼徒，便死有余辜，活着便是罪过！匹夫不逞大谋，生死只争寸地，若能济我袍义一人，又何惧杀奴盈野！”
李潼毫不讳言，他组织豪义赴边，所针对的就是吐蕃平民。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平民，吐蕃如今的人口结构仍然很原始，无非奴户与户主而已，所谓的平民不过是实力还混不到向外寇掠的一线队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