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2月初，就在全国人民．．．．．．咳咳，就在全北海镇人民猫冬之际，岛国九州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逃民事件”，震动了幕府和关西诸藩。
要知道目前整个九州岛的人口总数才三百二十多万，而参与了这次逃民事件的农民人数就占了十分之一。这次农民们用脚投票的行为，与其说是因为“谣言”由南到北的风传,不如说是因为诸藩的盘剥和压的透不过气的年贡，农民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说句有些人不耐听的话，十八时期的带清农民只要不闹灾，别打仗，就已经算是东亚最幸运的农民了，最起码他们还能吃饱。
可是像李朝、岛国这些国家的农民，简直就是活在地狱里，名为农民,实为农奴。这些人日夜勤耕,然而一年所得的七八成都要交税，根本不足以养活父母妻子。
别看阮福映在安南那边名声不错，可他对治下农民的压榨也就比西山朝轻了那么一点点。虽说湄公河平原盛产稻米，可广南的老百姓吃的都是芋头，大米都要给阮福映拿去换军火。
反观岛国这边，自天明饥馑这几年来，关西各藩不仅没有降低赋税不说，反而一再将产出的大米运往江户大阪贩卖牟利。虽然松平定信在“宽政改革”期间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可农民依然食不果腹。
说白了，幕藩体制的特点决定了岛国各地的经济政策。为了限制手下大名的实力，幕府就得让他们承担繁重的“奉公”任务，包括参勤交代、江户藩邸的开支、军役、普请、在江户城内各门的警备、江户城中的消防及接待由京都派出的勅使等等。
即便是南面管理萨摩诸藩的伊达村常也一样。松平定信为了分化仙台藩，特意请海狗公方册封伊达村常为萨摩藩主。伊达村常虽然不必鸟德川幕府，可他每年都得回青叶城“参勤交代”。
如果某位大名不想遵守，除了削封换家主，便只有造反一途。问题是就算造反赢了坐上将军宝座，在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的前提下，他还得玩这套,没得选。
德川幕府如此，仙台藩更是如此。当然了，北海镇也没心思去帮着仙台藩变更封建体制，就这么着挺好。
事件的起因源于一场熊本藩的芦北町和相良藩的球磨村、津奈木町村就耕地发生争议，幕府评定所判定实施“地押检地”，也就是对两藩所属的三个村子争议的土地进行重新丈量清查。
岛国自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总共经历了五次全国性土地清丈，分别是庆长检地、宽永庆安检地、宽文延宝检地、元禄检地、享保新田检地。而自享保检地之后，幕府便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不过小规模的检地仍然在各地进行。
当初享保新田检地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当时的困境，期冀通过增加年贡收入来缓解财政的拮据，尽可能多地从这些开发的新田中收取年贡。德川幕府将天下的农田定为七个等级，即上等、上之下、中等、中之下、下等、下之下、隔离地这七个级别。
被定完级后，如果发生水旱灾造成歉收，想去跟代官申诉的话．．．．．．活该！该交多少还得是多少，少一粒米都不行！即便如此，老百姓还是低头认命,反正这年月岛国农民的日子活的就跟农奴一样。
谁知熊本藩的藩主细川齐兹派遣的役人河井德兵卫为了一己之私，在清丈完土地时只让同行的下属操作，完全不让村子里的百姓插手，导致土地丈量过后，芦北町的年贡负担增加了四千俵大米。
问题是这都冬天了，就算是要提高年贡也可以等到明年再说，给老百姓有个准备。结果河井德兵卫命令芦北町立刻就要补齐这四千俵。除此之外，这厮还强行征收町内被免除的酒铺税，搞的怨声载道。
芦北町老百姓当然不干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可要是南边没有北海镇占的那三个郡吧，这些农民最多就是去长崎的幕府奉行所请愿。而幕府最后的处罚一般也是各打五十大板；河井德兵卫该治罪治罪，老百姓以民告官，反了你了，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