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安走在两边都是临时墙的路上，本来这段路一纳米特意扯了一条线，每隔十五六米就安了一盏路灯，不过已经被人拧走了一半，整条路面都处于明暗相间的斑驳状态。
他站在一处被人顺走了灯泡的墙边，惬意的放了一大泡长尿，决定明天还是得给后勤人员说一下，把电灯泡由三米不到的墙头，用膨胀螺丝打上木杆，挑到四五米的高度。
上外这个新西园区预计是明年年初交付，也就是说一纳米的员工还要在在这种逼仄的小路走半年。
为了安全起见，最基本的夜间照明，还是需要保证。
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看做明珠这个城市在经济大转型其间的阵痛，有乘风而起发家致富，也有在单位干了很多年，猛然被扔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无所适从，就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考验。
周梅森在‘中国制造’这本书里面，写了一些章节，在企业改制大潮这几年，很多下岗职工不是一般的苦和迷茫。
只不过就像刘欢唱的‘从头再来’一样，正是许多这样的迷茫和困苦，‘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一个成年人的软肋，为了他们，自己不得不打落牙齿混合着血咽下去，拼命的挣扎努力挣钱。
一个负责人的人，首先得对自己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家庭负责，然后才能再去谈什么社会责任。
就像陈蕃和薛勤的那一番对话，‘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大丈夫处事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
168年，陈蕃联合窦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商量诛灭宦官，事情泄露时，曹节等人伪造窦太后的命令杀了窦武等人，得到消息但是已经七十三岁陈蕃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余人，一起拔刀冲进承明门，被诛。
整个家族就儿子陈逸逃脱，得以幸免。
这个争论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先不说谁对谁错，不过能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而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薛勤一样的人。
赵长安自认自己内心深处对亲人柔软，做不来陈蕃，他的顺序肯定是先打扫自己家里的屋子，然后才能再说天下这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