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沉开始积攒唱片，学校宿舍和云城家里被花花绿绿的碟片堆得满满当当。但碟需要钱养，爹需要钱养，护工也需要钱养，张沉只好多打几份工。他在餐馆洗过盘子，在迪厅放过歌，在量贩端过果盘开过啤酒，一天时间掰成八瓣用却仅仅勉强维持自己和云城家里的开销。每到医院缴费那些天张沉就要绷紧神经，一天只吃一顿饭，攥着手里的钱从省会坐火车回云城，等把钱交给医院才敢彻底放下心来，回自家老房子给自己做顿丰盛的菜。
偶尔张沉也会心平气和地陪陪他爸，只是他爸未必时时如他一般拿的起放的下。
张沉把轮椅上的张立成推去医院外面晒太阳，自己坐在草地里捧着本专业书看，偶尔抽笔划几处重点再做几道题。
可一旁的张立成非要打扰他，絮絮叨叨埋怨，从社会埋怨到自己，最后还是落入一句话：“咱家倒霉，世界不公平啊。”
张沉把书撂在一旁，迎着刺眼的太阳说：“是我们有罪。”
张立成马上瞪着眼发出一阵干燥的大笑：“我们有罪？罪在哪？罪在不会投胎？”
“罪在我们多余。”张沉从袋子里拿出个苹果和一把小刀，低下头，悉心给张立成削皮，接着刚刚的话茬继续说：“我们连为什么要活着都不知道，还要辛辛苦苦自己找，可能穷极一生也找不到。但有人天生就在对的位置，天生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错的是他们吗？不是，错的是我们，是我们无知，我们多余。”
张立成问：“你觉得自己多余，怎么不去死呢？”
张沉把苹果一把塞进他爸嘴里，也不管对面人呛得直咳嗽便独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草渣和土，轻松地说：“我不信邪，偏要留下来找位置，不行吗？”
千禧年一过，整个中国都像被按了加速键。学校附近的平房一座座倒，新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三层变成六层，六层变成九层，宿舍老大总爱揽着张沉的肩问他：“你说咱们学校咱们系大楼以后会不会建成二十层？”
张沉任他勾肩搭背，正儿八经回答他：“没准一百层，以后的事谁知道。”
省会到底算发展迅猛，虽然不比北京上海，但足够给张沉这样的人一个往上窜的可能。大二大三，张沉开始接外包活，只不过不是什么遵纪守法的事窝在学校机房当黑客，但来钱快，一单能抵他爸半个月的住院费。
但他最喜欢的一份工作是酒吧调酒师，工资和当黑客差得远，但能免费看酒吧里每晚的驻场表演，有时候甚至能在帮人调音时趁机鼓弄两下音箱和合成器。
那时候酒吧刚兴起，大学城附近就他们这儿一家，全城大学生都趁晚上往这儿赶来找乐子。酒吧有位驻唱歌手，每周的周中背一把吉他来，唱完就走。后来某一天他背来一把贝斯，举着话筒跟底下喝酒的人吆喝：“今天不唱流行歌了，给大家来点老外的低音！”
张沉跟这人熟，下班时总能碰见这人收拾电线音箱，两人总是打照面，想不熟都难办。
每天半夜两点是张沉的下班时间，有次他抱着程声送他的那把木吉他坐在凌晨的店门口弹琴，那时候他有点醉，总有客人愿意送他酒，张沉也不拒绝，人家乐意送他也乐意喝，每晚下班都有点晕头转向。他晕乎乎坐在路边弹琴，面前偶尔经过一对情侣，姑娘窝在小伙怀里，两个人连体婴儿似的在大街上腻歪，张沉仰头看他们，脸上挂着笑，可能是向往也可能是感慨。他弹琴的手没动，却忽然哼起前两年写过的一首歌，是首从没唱给人听的情歌。
哼着哼着旁边有人挨着他坐下，一阵声响过后贝斯低音响起来，旁边那人竟跟着他的歌合完一整首。
后来张沉才知道这人在他们学校旁边一家琴行里教乐器，吉他贝斯键盘，样样能教。莫名其妙地，张沉也跟着这人系统学起乐器来，木吉他变成电吉他，后来他又攒齐几个月工资买了把键盘挤在宿舍，一点点学编曲。
有几次迎新晚会，张沉去台上唱了两首自己写的歌，那时候他已经很久没有剪过头发，黑发从刚到耳中长到下颌骨，最后又长到下巴，张沉不想剪，随便把头发拢去脑后扎一个小揪，看着活像个外聘来演出的歌手。
这下学校里都传计院九八级的张沉以后八成不干编程，要改行去做艺术家。
但前面的刘海总不剪不像话，扎眼睛，张沉忍了好几个月终于受不了，去学校旁边的小理发店把快盖住眼睛的头发剪去眼皮上方一丁点儿。
身后有几个姑娘在打耳洞，一边嚷着疼一边撺掇自己同伴多打几个。张沉在镜子里看到有几个姑娘一直往他这边瞥，来来回回好几次，可刚在镜子里和他眼神对上便马上转过头，若无其事继续和周围的同伴插科打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