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国内外经济活动同期变动的副产
品，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治决策的结果。在两
次世界大战的晚期，美国货币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当局为战争费用开支筹集资金的
政治决策。这些政策包括实现高能货币数量的大扩张，也延续了以黄金流入为开端的
货币存量的增长。这再次说明，如果货币存量、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的变动不一
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铸币支付的恢复以及白银时期反映了货币方面变动巨大的dú • lì性，也反映了货币
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19世纪70年代对恢复铸币支付的
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以及%"世纪"#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发展的主
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并不dú • lì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dú • lì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两者也受到了这些事件进程很大的影响：反对恢
复铸币支付的压力以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都或者因为商业活动步伐的减慢或
下降，或者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得到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农业收成情
况、19世纪70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以及19世纪90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
同期事件，对那些由政治压力引起货币价值波动的特定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这些波
动又反过来作用于商业状况和政治立场。
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种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
的控制性实验的替代方法，这种替代方法比社会学家通常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法更为近
似。有时，联邦储备体系只是其他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以及’&世纪(&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储备体系大体上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而且二战以后，联邦储备体系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其几乎失去了发挥dú • lì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