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对徐光启带着崇敬的仰慕不足为奇。因为1584年的欧罗巴在文明发展上尚属一个年轻的大洲，它刚从文艺复兴中认祖归宗，找到了属于自己历史源流。同时，这文明带着初生的野蛮气息，在征服美洲与非洲的土著过程中树立起一种狂妄自大。
但这种过头的“自信”并没有相应的经济体量来衬托它，使之名副其实；也没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来支撑它，使之令人信服；更没有出色的人文哲学著作来阐发和装点它——仅凭着遍布新航线的shā • rén越货是无法征服人心的。
因此，在遇到了拥有数千年准确的编年史、完备的法律和礼仪制度，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高尚而又人道的宗教风俗的时候，蒙田等人遭遇的是降维打击——这毫不夸张。
即便在两百年后已经变得愚昧落后的满清时代，“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中论及中国时，崇拜之情也流淌于笔端：
“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等森林中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的像一个家庭。”
......
像蒙田这样被使团影响到的欧罗巴人还有很多，这只小小的队伍已经成为一个宣传队、一个播种机，将中华文明的种子撒在这片渴望启蒙的土地。而留在大明的“精中份子”在他们的本土已经有了同伴——被京师小提琴手罗马诺反复来信洗脑的弗朗西斯科一世就是其中一员。
等蒙田饱含激动的泪水离开佛罗伦萨之后，托斯卡纳大公与徐光启也做了一次恳谈，主要是就自己的继承问题而问计。他如今已经陷入了一种矛盾：在生物学上他有两个继承人，但在法律上一个也没有，他为此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就此问题请教来自赛里斯的“圣哲”。
徐光启听完了大公的问题直挠头——毕竟他虽然读书多，格物素养高，但对此类问题是丝毫没有头绪的，因为他自己连孩子还都没有就被派出来了。在获得大公允许后，他请来了王家屏。
王家屏在这方面掌握的知识就太多了。他先介绍了中国的立嫡立子之制“实自周公定之”，并从此成力“百王不易之制”。
托斯卡纳大公闻言激动道：“非常遗憾，我的第一任妻子给我生育了七个孩子，但活下来的没有男孩。”
紧跟着王家屏介绍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这方面与欧洲贵族在近百年来确立的“长子继承制”类同，但大公现在的问题是：在法理上，他名下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这也难不倒王家屏，他紧跟着提出“过继”说——可以从旁支过继一个侄儿来继承家业，但这个侄儿必须称呼大公为父亲，并从法律上剥离其与亲生父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