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杨恪说，“他昨天住到爷爷买给他那套房子里了。”
赵司北心像被石头压着，哑口无言。
“爸，我晚上不能陪你了，”杨恪没发现他的变化，看着虚空，说，“他今晚去学校开会，我去找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不高兴，”杨恪说着，像有些烦躁，说，“我去抽根烟。”
他走到餐厅落地窗外的景观天井，点了根烟。赵司北隔着玻璃，看他的儿子站在树旁，熟练地点了烟，沉默地抽。
赵司北面对着一桌菜，吃不下任何，坐了片刻，走出去，告诉杨恪：“我有事得告诉你。”
“怎么了？”杨恪有些讶异，问。
他不怎么在人前抽烟，因此把烟按灭了。
赵司北的模样与往日不同，几乎有些嗫嗫喏喏。
“你爷爷去世之前的圣诞节，”他的父亲有些艰难地坦诚，“我知道你准备接受你爷爷的遗嘱，和知年同居之后，我找知年谈了一次。”
两年前的圣诞节于杨恪而言，是特殊的日子。杨恪陡然生出不好的感觉，眉头微微皱起：“谈什么？”
“我是觉得你的决定做得太仓促了，太不为自己考虑，”赵司北缓慢地说，“所以我……当时请知年再多为你考虑考虑，毕竟，婚姻不是儿戏，不应该被你爷爷的遗嘱绑架。”
“我告诉他，”赵司北声音变得更低，“希望他让你自由，给你dú • lì追求爱情的权利。他答应了，也这么做了。”
杨恪愣了一会儿，低声问：“什么叫让我追求爱情？”
他感到困惑、难以置信，重新看着赵司北，觉得自己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他信任着的父亲。
“你让郁知年别和我结婚？”他想起昨晚郁知年对他下的判断，“你怎么说的？说我不喜欢他，说我可怜他？他昨天是这样和我说的。”
赵司北面容灰暗，肩膀微垂，没为自己辩解。
两人在天井里站着，身旁的景观树顶被阳光照着，阴影落在地上。
杨恪看着脚下的石砖，回忆着他和郁知年在一起时短暂地开心过的生活，对赵司北说：“郁知年是从那个圣诞节之后就不怎么和我交流了，我以为他……”
赵司北沉默着，杨恪没有说下去。
“你觉得我不喜欢，”过了片刻，杨恪还是忍不住问，“去找他聊，你问过我吗？”
“我只想好好跟郁知年在一起，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他停顿了几秒，声音变得很低，“我是成年人，我的婚姻和除了他之外的谁都没关系。”
“他昨天把什么都说尽了，”他看着赵司北，没办法地问，“我现在怎么解释，他才不会觉得我还在骗他？”
杨恪下午去了公司，但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
他不时便走神，脑中都是郁知年的拒绝，感到无力，但又难以责备他人，清楚自己是咎由自取。
他不恰当的沉默，消极的等待，对郁知年所做的一切偷偷摸摸的挽留，都卑劣不堪、害人害己。
一直以来，杨恪恐惧爱情这一词汇，它让他联想到杨忠戏剧性的形容。杨恪认为爱情不是他会有的，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因此只是自私地被动接受，从未认真地回应过郁知年什么，他自己傲慢无知，习惯坐享其成，也习惯性地耻于谈论和表达。
一开始欺骗自己是为了补偿郁知年才邀他同居，后来则自我麻痹，利用郁知年的善心，绕过所有该有的程序，只追求结婚的结果。
杨恪不是不记得自己看郁知年观察笔记时的心跳变化，不是不喜欢回家有郁知年在等，他在郁知年回国做项目时让史密斯连续地给郁知年打电话，气急败坏地叫管家报警，最后想方设法，在半年分居到期前，把郁知年骗回了家。
他觉得爱是一样假的东西，即便存在，也会流逝，最后给人造成损失和失败，只有陪伴和法律事实的关系才稳定。
现在郁知年受不了了是应该的，因为郁知年想要的他一件也没有给过。
他根本不是一个值得郁知年交付爱情的人，但依然由于他的无耻、卑劣、自私自利，杨恪无法放开手。
郁知年七点进大楼开会，九点半和邵西霖一起出来，准备走路回家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
杨恪站在路灯下，车边，手垂在身体两侧，静静地看着他，问他：“有空说几句吗？”
郁知年昨晚刚发泄过情绪，见到杨恪，觉得有些尴尬。他不知杨恪等了多久，但在杨恪的车顶和车窗上看到一些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