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赐，死者模样
今儿才真切见到。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个体的经历、悬想，以及对战斗场面的描摹，都是本书重点。其实，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不仅于精神、心理有益，还能减轻盲目杀戮带给人的冲击。
所以，技术虽可用来shā • rén，却无法麻痹良心：死伤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所可奇者，士兵对情感交流、自身责任的倚重，哪怕高新技术也难改变。其实也不怪，其信札日记让人感动的地方，正是因为其没有“麻木”。即利弗顿的采访对象，在苦楚中仍尽力明了自己作为死亡使者的角色。其实，用“麻木”来形容置身事外、漠然观战的平民或许更为恰当：真正shā • rén者，其心难安，离“麻木”反远。
对个人德行的坚持，在战士中尤其普遍。战士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也并不只代表个人：战时与平时杀戮的区别在于，在战时，上至国家、军队，下至连、排，战友都亲如手足、彼此关照。无论军、民，暴力常借机构之名以行：借“外物使然”行平素未敢之事，何其多也。研究此种情形，最著名者为斯坦利·米尔格兰，见其《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顺从之行为研究”，收叶齐奥尼、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米尔格兰之洞见，他人有所借鉴，如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页43。很多士兵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开脱，后面还要谈到，但也不应夸大。是说漏洞亦多：究竟如何甄别命令是否“理所应当”？而且，遵从上级命令与为自己行为负责也未必不合。曾有实验考察“外物使然”与承担责任之关系，颇有趣，见戴维·曼泰尔、罗伯特·潘泽雷勒，“遵命与负责”，《英国社会和实验心理学杂志》，15期（1976），页239—245。百姓乐于宽宥军人，使之免为其战场行为负责，古今皆然；倒是士兵自己急于延揽罪责，裁判他人举止，己行亦任人评说。史家在评点过往人物时向来出言谨慎，例见理查德·库恩，“纪事”，收霍斯特·布格（编），《二战之空战举凡：各国情况对照》（牛津，1976），页40—41。但如果要给古往今来征战之人以一公平、合理的归宿，舍此并无他法。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纪战事之主角，首为平民，其次才是军人，且后者入局，实历史弄人。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战斗，只为证明战时杀戮之正当，且多愿为己行担责任。人非草木，迁罪长官固然方便，但心中罪感无法一并移去。描述战时经历，非有个人的信念支撑不可，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这不是说外因与己责难以确定：士兵在战争中必然会遇到难解的冲突。所谓责任，虽有悖常理、无可名状、复杂难解，但战士怀此念，也非矫情。战争中人亦需做道德判断，史家虽可踌躇、斟酌，但众兵士的道德星空却未可漠视。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4
战地故事
战场上只有濒死兵士的苦痛可以信任；余者皆妄言。书中出场者，或三缄其口、无动于衷，或满腔敌意、不迭否认。“在场”之人，总以为自己所知最多、也最真切，例见陆军上尉约翰·朗，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2并比较尤利西兹·李，《二战美军专项研究：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但酣战之际，哪怕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有模糊、难解，或难以言传的地方。曼彻斯特兵团某士兵曾说过：
嗨！那仗打的真叫凶。要有人能写下来就好了。唉，不过不可能啦，天太黑，地方又小，没人能讲清都看见了些什么。欧文·沃特金斯，《在法兰西和佛兰德与法军并肩作战》（伦敦，1915），页127。
这般坦诚在一则日记中也可以见到。日记开首是：“有一事宛在眼前（虽病榻梦得，没有亲见——但我相信确是真事无疑）。”陆军沃勒康伯中校，“大战日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即服下“吐真药”之人，其言亦不可尽信。战士情绪狂躁，服巴比妥类药物，能恢复记忆，以满带感情地叙述战斗经历，也有人突然扑向精神病医生，好像面对敌人一样。但他们的回忆并非受抑记忆的再现，所述战争景象多不是事实，或严重失实。埃德温·魏因斯坦，“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7。越战期间，受“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困扰的士兵惊讶地发现，从未上过前线的老兵脑中竟经常闪回战时的景象。“这些人症状不轻”，某退伍兵抱怨道：
我可理解不了。便问：“你们都在说些什么？你们不都在炮兵部队，在大本营吗？在五英里远的地方打炮，哪来甚么近身搏斗？”理查德·福特第三，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越战黑人老兵的口述历史》（纽约，1984），页35。
这些奇闻漫谈都不是捏造，而且颇能愉悦人，培根，“侄儿拉尔夫及埃德蒙·科瑞克致叔父查尔斯·巴林坦爵士与内弟培根先生书信集”，拉尔夫·科瑞克信件，1914年12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海军少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海军战时信件检查员之泄密行为》（伦敦，1920），页188；亨利·科特尼，“书信集”，序号8/147，1916年11月26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科特尼藏书8—10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陆军丹聂尔少校，“致母书”，1914年12月26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无论回忆者还是写信人，都坚称其笔录“属实”。为服人，还把“我可是从战场下来的”经常挂在嘴边，为了吸引听众，在叙述时不免添油加醋。一名叫威廉·威利斯的澳大利亚士兵在1917年写给某少妇的信中，就不吝笔墨，铺叙其不久前拼刺刀的经历，虽然用了很多篇幅，读来却难服人。他在信中写道：
特别想知道你读上封信时的感觉……我虽尽力写得有趣，却担心总是讲战争，你读来不免乏味。你不在当场，要是觉得我等“惊险动作”不过如此，我也不怪你……要在后方了解战事，除读报外并无他法，而报纸为耸人听闻，不惜无中生有。我信中所写事，皆亲身经历、感受深者，即此，仍常念你读来或觉无趣。我所写皆实事，且素忌用笔不察，误导视听。威廉·威利斯，“致卢特勒尔小姐信”，1917年5月4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但在第一章，我们就会见到，他笔下的战斗场面多出于想象，正是写战争的传统方法。
但如他所述之事，仍须给予重视。书中节录，多言创伤：叙述者或曾杀伤，至少也曾试图杀伤。虽是杀手，亦必为人所伤。其叙事前后不一致处，大多在慰聊，实想象也。但疑惑、希冀和幻想，不正是人生应有之义？由史观之，诸多事件或曾“发生”（亦或无），更易、重构“经历”者，人口也。战时杀伤真有其事，不是想象：但杀伤一旦发生，即被人脑储存，或解读，或发挥，或重构。提姆·奥布赖恩，就在他关于越战的《他们那代人》（1990）中写道：
什么事真的发生过，什么似曾发生，实难分辨。似有之事总被当作事实记下。视角因此偏斜……以后他人传言，貌似真实而其实未必，再加几分梦幻，叙事因此失真，然幻中确凿事一一俱在，未有加减。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21。
战时厮杀，前有“预备”，后有“清理”。开打前，士兵于杀戮情形必有想象，军官亦会为之鼓劲，要他们上阵务必勇猛。如此，战前想象与战时体验必不妥帖，这将是本书前三章的论题。士兵一旦于役，所做所思必因人而异。英勇者有之，暴虐者亦有之，对此四至六章将有比较，所谓“刀锋将入，心中所感，爱实胜恨”的旧说也将受到质疑。此外，对不时袭上战士心头的罪感与苦痛，也有讨论。所谓道德，既规约杀念，也鼓励暴行。至书后半，九至十一各章检视所谓“非战斗人员”。随军的牧师、女兵亦有奢念。硝烟散尽，其浮想较之罪感缠身的战士，暴虐过之。回忆交战经历，死者相貌虽不得见，但个人杀戮体验总还有的说。这类叙述散见书中各处。其要，一为语言，二为想象。如未亲见尸首，辄悬想之。照此说来，征战不是地狱，战士亦非蛮兽。近身杀斗，乃在某一情境中行事，必有言语、感受乃至欲念。战时杀戮，必与一定的社会、文明牵连，无法单独作评。人与人间的社会联系，虽杀斗亦无法割断：至多是调整而已。凡追忆必有添加，战士们是如何叙述杀伤？战争起因为何？本书将一一讨论。再有，在20世纪，屠戮与人类想象、文化如何纠缠？也是我们要追究的问题。第一章战争欢愉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1
将来某一天，你也会翻找阁楼上的箱子
或听你的玩伴说起他们父亲的英勇故事，
可以想见，你会满心激动地要我给你
讲打仗的故事。那时，我该怎样答你？
巴思，“给幼子的信”，巴思，“给幼子的信”，收巴思，《当兵的日子：越战诗集》（圣巴巴拉，1987），页38—39。
述说战事是把握战争中根本矛盾的一条良径：杀伤同类，固然会有悲念，但也愉悦莫名。这一含混很多士兵都有提及，威廉·布洛伊勒斯便是其中之一。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做过《得州月刊》、《新闻周刊》编辑的布氏，探究了战争叙事的一些固有矛盾，其分析于1984年成书。作为“过来人”，他语带亲昵又不失权威地写道，在被问及战争体验时，士兵多不愿作答，言下之意：“战争太可怕”，而他们颇“厌战”，宁愿把这些事“忘了”。布氏认为，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
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其次——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手中有一枚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60式机枪，就好像拥有了神话中的“魔剑”或传说中“亚瑟王的神剑”：
只消动一下手指，无须算计，正闪念间，噗！随着一声闷想、一阵痉挛、一道闪光，远处的卡车、房子、人群，立时灰飞烟灭，尘土落处，已无踪影。
战争与竞技颇多类似——布氏深信，体育是已知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两者都在挑战人类体能、心理的极限，并由此带给人莫大的满足（当然，存活是第一要件）。布氏视战争为消遣，并将此中之乐比作小孩玩“牛仔追印第安人”，高呼“砰，砰，去死吧！”时的率真，或大人看战争片中演员“血”溅屏幕、应声倒地，耽于悬念时的紧张。
布氏认为，战争之乐，远甚于此。杀戮可产生精神共鸣，亦合美学上的审悲快感。杀戮“极具美感，实难抵拒”。在今天的战士看来，一挺60式机枪，其做工之精细、内里之高贵，较中世纪武士的雕镂短剑毫不逊色。此中喜好因人而异：同是海军陆战队员，有人钟情凝固汽油弹，不声不响却威力无穷，转眼间就能让整排房子遁于无形，“像是约好似的”；有人（布氏即是一例）垂青白磷，“一引爆则不可收拾，任何目标一旦粘上即为烟雾笼罩，并迸射出彗星状物，其身红透，并拖白羽，煞是好看”。此种经验，有似神明开导，或类爱欲燃烧：堪比杀戮者，只有高度“性”奋和心灵开启。不管怎么说，打仗就是“刺激”。
布洛伊勒斯还注意到，人类的战争感受，还有些许狂欢的成分在，这在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