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8
向新兵灌输爱国、政治信念也很重要。认为士兵不过是“一捆条件反射的神经束、一个胃、一个生殖器加一双脚”的传统观念，认同者已日见其少。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2。对其有鞭辟入里的述评，见麦肯齐，“士气和事业：改变一战英国远征军看法的运动”，《加拿大史学杂志》，25期（1990），页215—232。要是不想被人当作“暴徒、或有着犯罪情结的精神病患者”，每名士兵都要明白为什么要打仗。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2。纽约精神病学家伦纳德·西尔曼认为应向美军士兵传递
明确、固定、衷心认同的理念，要他们保家卫国。美国政府应向他们灌输对战争意义的官方、热情的具体阐释，既要强调其个人福祉，又要激起对敌人的仇恨，还要点燃对美国信念的虔诚信仰。伦纳德·西尔曼，“士气”，《战时医务工作》，3卷5期（1943年5月），页498—502。类似的言语见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20—321。
但多数论者都对能否通过讲道理说服士兵表示过怀疑。连知名军事评论家查尔斯·莫斯考斯（他坚信信念十分重要），也不得不承认“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和“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潜在的想法”很少能拿上台面。查尔斯·莫斯考斯，《服役美军》（纽约，1970），页147。另见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4—205。按言辞更为激烈的分析家马歇尔上校的说法，不愿杀伤是“一种情感而非心智的障碍”。因此，“靠理智的辩难，如‘不shā • rén就被人杀’，是无法成功的。”陆军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78。另见加纳少校，“战争中的精神病受害者”，《战时医务工作》，8卷5期（1945），页345；塞缪尔·亨廷顿，《士兵和国家》（纽约，1967），页389；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长期作战士兵中的神经官能症”，《门宁格诊所公报》，11卷1期（1947年1月），页18—21；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437；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0。
提倡团队精神、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效果都有限。士兵上阵后僵硬呆板的最重要原因是恐惧，而这个可恶的“毒素”靠这两种办法都无法除去。恐惧常被视为病毒：例见陆军加伯少校，“凡枪手都要英勇才行”，《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6期（1953年1月），页22—23及艾伯特·格拉斯，“战区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4—685。教官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要把恐惧变成愤怒。海军陆战队的一名教员就曾说：“恐惧只能把你毁掉”，所以一定要“愤怒起来，好去shā • rén！”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5。恐惧的传统消解之道是训练士兵不由自主地动作，这样到了战场上他们就会“本能地”做出反应。但在实战中这种方法的短处就立现了：真打起来，那几个惯常动作几乎都没什么用，因为每场战斗都有自己的目标，可用的资源和战场环境也不一样。此外，士兵常需要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行动，所以得教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自主判断：习惯性动作和本能地待命这时帮不了什么忙——相反，操练最熟稔、平日最听话的士兵到了战场上反倒经常是最先躲进树丛里去的人。陆军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0及60。
消除恐惧的办法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模拟训练，其最积极的倡导者是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一战期间）和马歇尔上校（二战以后）。富勒可算是20世纪最有预见力的军事理论家。布赖恩·里德，《军事思想家富勒》（伦敦，1987），页1。他认为，“进攻欲”的培养只有靠长期、缓慢甚至不易觉察的灌输才能奏效。人的心理至关重要（他的理由很合情理，毕竟“怕死的是人，不是武器”）。论证时，富勒援引了他独创的本能学说和群体学说。根据他的理论，人的个性取决于一时的想法和心情，而这又取决于其精神或自我。一个人接触的所有事物都会在他心里激起向善或向恶的情感。这种个人的情感体验经过多次重复就能形成习惯；个体习惯在一个民族中反复出现就会转化为其本能。尽管部队无法改变人的本能，但可以“向士兵施加各种战争印记，这样他习得的感情倾向、他的本能反应就会变得好战”。另外，军队本身可看作某种人群，也要受规束普通人群法则的羁约。群体一如个体，也要受过去势力的支配。富勒认为，把军队“当成一个整体”：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9
就会发现，我们所称之为理智的东西实在是受我们的心智支配的；而且在心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底层，其中尤以遗传天性最为重要。在某种情境下，人有意识的个性会挥发，而每一个人的情绪在这时都会朝一个方向聚集：这样，集体心智就形成了。这个人群在心理上也就成为一体，此后就可以像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那样行动了。
换言之，“部队人群”可由施训者支配，因为“同质的环境可以创造一体的性格和精神”。
向个体和群体施加“战争印记”固然重要，但富勒也承认，现有的训练机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忽视了战争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枪弹。没有枪弹，通过训导士兵是可以知道该如何行事——可到了实战还是手足无措。为了鼓励士兵开枪，他建议使用不同颜色的小旗。红旗表示敌军火力稍强；蓝色是双方火力相当；白旗则相反。通过一系列演习，士兵应当知道依不同战局风险的大小决定如何应对。应该教他们借助掩护前进、选择射击角度以及沉着应对压力。与队列训练强调服从命令、严格执行、整齐划一不同，战斗训练更重视战术队列和因地制宜。陆军富勒上尉，《训练备战》（纽约，1947），页7—9，11，16，29，103—106及111—117。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发展了富勒的理论。他也认为要想士兵勇猛，拟真训练十分重要；而且也同意富勒的观点，即士兵的主动是教出来的。习惯动作和死板的操练只能适得其反。无论官还是兵，都得理解人的心理，尤其是人有交往的需要。马歇尔鼓励士兵们互相接触（据他观察，“互相拍拍背……胆小的老鼠也会成狮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哪怕仅仅是能看到别人的身影——对培养进攻欲非常重要。活动也是一样，哪怕只是挖个散兵坑，或者给战友提供紧急救护。马歇尔是这么说的：“行动使人镇静，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要是能管住自己的肌肉，待会儿就会去用它。”
马歇尔也指出不应抱太大希望。最怠战的四分之三士兵怎么都不会积极起来。但他也提出，哪怕不开枪的士兵对战斗也是重要的：只要他们在场就有助于保持士气。积极的士兵全身心拼杀，不会注意到同伴在（或不在）干什么。实际上，正是只看不打的人在场才使得其他的人不打不行。他们虽然没帮什么忙，却给战争造了势。对开枪者可以以升职作为奖励，一直不开枪的人可以调去打炮，几个人协作或许可以让他们变得积极些。有时也可以让他们使用单兵武器，比如喷火器、勃朗宁自动步枪等，这些武器都是“独行侠”，也有分量，或许会让怠战的士兵消除总是默默无闻的心理状态。陆军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36，40—42，64—66，71—72及75—76。
但在马歇尔写下这些文字时，军方已经走在了无论是他还是富勒的前面，引入了模拟训练，即后来的“战念灌输”。形式起先有多种（在第五章我会详述其中的一种，“爱恨法”），但到二战时已固定下来，成为渗透科目，它要求受训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受训者完全暴露在近旁的炮火之下，还要完成模拟的战斗演习。有些通道会有活动靶弹出，要求士兵迅速将其打掉。“闪电科”、“渗透科”、“村战科”和“近战科”要求战士在不同的地形和战局条件下及时开火，哪怕周围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头顶还有呼啸而过的超越火力。攻击科可以从体能和心理两方面考查、训练士兵。壕沟里烟雾密布，使受训者无从分辨壕沟有多深；里面放上假人，只有踩到上面才能知道；受训者穿过两道屏壁，却发现左右各有一个假人夹击，这是为了检验他用刺刀的反应速度。具体情况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20；“训练中的现实”，《泰晤士报》，1942年4月27日，页2；特瓦因，《刺刀训练：借助假人、草棍进行的系列模拟演习》（奥尔德肖特，1942），页38—44；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及威廉·基西，“补充兵员的训练”，均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387—389及448—451；“战争内阁日程：来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中东）将级指挥官的报告”，1942年，页3，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其他军种也进行了拟真训练。空军的例子见美国陆军司令部空中部队训练师，《美国陆军空中部队专业人员战时训练评估》（华盛顿特区，1946），页38。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10
模拟训练并非人人都赞成。克里斯琴·艾皮，《工人阶级的战争：美国士兵在越南》（教堂山，1993），页114—115及贝尔·瓦利，“步兵师的组建和训练”，收罗伯特·帕默尔、贝尔·瓦利、威廉·基西（编），《二战中的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华盛顿特区，1948），页448—449及451。澳大利亚陆军满怀信心地采用了模拟训练，但也注意到若“实施不好”，也会“导致和‘炮弹休克’类似的神经紧张”。其在二战期间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告诫其军官，训练的目的不是“让人受到惊吓”，且“不应成为教员耀武扬威的机会”。“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鲁思·威尔逊，《黑人入伍：美军黑人研究》（纽约，1945），页28。但如果训练“较为平和，且接近实战”，一般认为可给士兵以更逼真的战斗想象，且能刺激他们多掌握些战斗技巧，更适应嘈杂的环境，有更多打移动靶的经验，能更好地体会心理学上转移注意力的技巧，慢慢学会只关注眼下的事情和逐渐可以有信心，即使压力很大也能应付。引自“战时条件下的训练”，二战篇，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937/1/8。另见战争部陆军威尔逊少校致本土部队陆军布里顿中校的信，1942年5月5日及“训练中的心理成分”，1942年6月4日，均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799。二战时在澳军服役的兰斯·肯特曾在开农格勒［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地名——译注］的丛林战校受训，他认为模拟训练很有成效：
至于没有真实对手，这就得由教官们解决了。在刺刀训练和需要学员进攻的训练科目中，教员中的神枪手会在他们两边百来米的地方守着。谁落后就打谁拖后的那只脚。子弹会落在他脚边，落在他身后一米的地方。哪怕谁觉得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只要听到“砰砰”的枪声，或者子弹打在身后不远的地上“铛”的一声，或是跳飞的子弹嗡嗡的声音，都会有如神助，爬起来往前一阵跑，太让人称奇了。
他还介绍说，还有种“让士兵腿脚快点”的高招是“取半截硝酸爆胶，用牙把雷管和导火索咬在一起，点着了，朝落后的士兵身后扔过去！”只要距离得当，爆炸不会伤到人——但于训练却极有效。兰斯·肯特，“自传”，页167—1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认可这种方法的士兵不止肯特一个。不仅是在训练中，战场上也一样：1943年，有人问700名曾在北非作战的士兵，什么样的训练可以消减战场上的惊愕，有三分之一的人提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