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井井有条的母亲，照看着一大家子”。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131及陆军罗斯中校，“本土训练”，《澳大利亚军报》，7期（1916年1月），页248。另见陆军梅瑞韦瑟中校、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印军在法国》（伦敦，1917），页471。二战中，基于性别的隐喻依然复杂：军官不仅要“生产”炮兵连，还要“抚养”战士。“指挥官”（陆军伯德少校），“炮兵连的诞生”，收《打他们》，1卷1期（1939年12月），页6及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75—76。另见陆军威廉·莱恩上校，“士气和领导才能”，《加拿大陆军军报》，6卷1期（1952年4月），页251。在《心理学与士兵》（1942）一书中，诺曼·科普伦建议军官们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开始进攻前，对待士兵要像父亲待孩子，要依次呼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并确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注意。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75—76。一位参加过越战的军官这样来描述：
我成了母鸡了。不停地喊“来，别怕，过来，对，到这儿来，来，过来。趴下。好……”我看着其他五个人，就好像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9。
罗伊·格林克和约翰·斯皮格尔仔细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写作了《千钧重担》（1945）一书。据他们说，要想士兵战斗力充沛，就得给他们以无边的父爱。他们认为，士兵满足父亲心愿、使其高兴的行为多是无意识的，是建立在其早年获得的大量关爱的基础上的。在这一心理认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认同的这一方应得到某种保证，即能够行使相当权力的被认同方会赞许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顺从另一方意志的欲望几乎不可遏制。这里的“父亲”必须强大、果敢、有才，这样他的“孩子”才有安全感。“父亲”须有良好的判断力，而且应“公平、不带偏见”，赏罚分明，奖惩得当。只要士兵对集体有感情并认同其理念，就不会有担心，而可以奋勇杀敌却没有任何良心的不安。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9—40，46—48及122—126。这是由于这种家庭观念的成功构建，二战的意大利战役期间有一名士兵在被调往另一部队时才会觉得自己成了“弃儿……与家人失散，孤单寂寞”。无名美国士兵，引自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长期作战士兵中的神经官能症”，《门宁格诊所公报》，11卷1期（1947年1月），页18。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4
“爱你的敌人”
对家庭纽带的强调可以走得更远。奥斯卡·王尔德的《囚歌》（1896）、艾贝尔·查普曼的《关于游猎》（1908）、费尔拜恩的《从本能到自我》（1937）和伊莱·萨根的《同类相食》（1974）都提出：人“爱什么才杀什么”。查普曼和费尔拜恩还用打猎的比喻来解释这种爱恨交叠的现象。查普曼说过，狩猎爱好者“爱他们的猎物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30年后，费尔拜恩指出，“猎狐人杀狐也爱狐”的现象可以对我们解答“人为什么会对战争意兴盎然”的问题以启发。艾贝尔·查普曼，《关于游猎：在英属东非打野物并研究鸟类》（伦敦，1908），页302；费尔拜恩，“武器和孩子”，《从本能到自我：费尔拜恩论文选——卷二：应用和早期的贡献》（新泽西，1937），页329，首刊《利物浦季刊》，5卷1期（1937年1月）；伊莱·萨根，《同类相食：人类的侵略心及其文化表现》（纽约，1974），页68—69及80；奥斯卡·王尔德，《囚歌》（伦敦，1896）。另见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0—231。宗教界人士认可了这些隐喻，并常常以此劝诫世人，在杀戮时莫忘记要爱自己的敌人。详见第9章“随军教士”。
多数士兵觉得这不可思议。一战中，一名美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爱你的敌人！我可没法在杀他们的同时又爱他们。我其实不恨他们，这我承认，可要我爱他们！不可能，我做不到。”无名美国军官日记，年份不详，9月18日，收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196。虽然不至于“爱”，许多战士还是惊奇地发现自己竟对敌人怀有感情。詹姆斯·扬中校在其1915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战争“太奇怪了”：陆军詹姆斯·扬中校，《随第52（低地）师转战三大洲》（爱丁堡，1920），页11，1915年7月13日日记。
一方面，我们同时拥有极度的憎感和不羁的爱意。与生俱来的癫狂至今仍在我们心灵深处潜藏。另一方面，无私的奉献、精神的纯净我们也都具备，即使是对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这表明内心深处仍有上帝的恩典在，使我们的灵魂不致彻底堕落。
或者就如一战中一名步枪手所说：在“战斗进入白热状态时”，双方的士兵杀起人来“不问青红皂白，也无怜悯之心”，但战斗一结束，“敌意”立刻就被忘记，对待俘虏也“像待我们自己人一样”。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209。另见罗伯特·布莱肯，《解剖刀、刺刀和担架：四十载劳逸》（伦敦，1931），页255。作战双方可以互相残杀，但如对方受伤也同样会给他烟抽，如阵亡也同样会予以哀荣。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47及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13。战士们“从死去的敌兵身上搜集纪念品的认真劲一点不亚于出征前对自己的女友”，在1938年英国心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有研究人员指出。费尔拜恩，“侵略不可克服吗？”，《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8卷2期（1940），页166—167。即使是闻尸味，在有些士兵也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亨利·科特利，“书信集”，从萨洛尼卡致姊书，1916年10月15日，编号8/139，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藏。对战士来说，敌人有一种“磁力”。比如一战时，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就注意到，战士对敌人的“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但其对敌人的尊敬之情却无可怀疑。他还注意到：
此外，就像每一个战士都知道的，两人如果棋逢对手，那一定会相互吸引。一次我和一架敌军侦察机在三英里的高空周旋，就有亲身感受。我在空中盘旋、转圈，留心看他怎么飞，感受他的飞机的力量与速度，看着他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也在审视我，心里在盘算，等候机会出现。我俩都很小心，也紧张，准备施展技艺，给对方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假如对方被打中了，驾机在烟火中下坠，那他必将领受英雄般荣光的谢幕。多么勇敢的战士啊！死去的差点就是我。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46。
对手间的相互爱慕在象征层面也有体现。曾有人把用刺刀shā • rén比作“送对方回家”，且常有士兵声称自己曾看见两具尸体相拥在一起，手中的刺刀都深插在对方体内。列兵安东尼·布伦南，“日记”，1916年7月1日条，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邓肯上尉的信件，引自《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6；“”，“刺刀之于马上步枪手”，《陆军评论》，5卷1期（1913年7月），页86—87；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57，1915年9月条；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3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弗朗西斯·劳，《一人持枪：两次大战回忆录》（伦敦，1983），页58。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5
与这种几近荒诞的残忍不同，前线士兵对敌人竟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正如上文中斯托弗的数据所显示的，没有征战经历的士兵比真正的战士更恨敌人，留在本土的士兵比在海外服役的更恨敌人。其他的见解，见陆军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及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8。前线战士对他们的对手一般都心怀尊敬——甚至有类似兄弟般的情愫。关于亲善最到位的论述，见托尼·艾什沃思，《堑壕战1914—1918：互不相扰政策》（伦敦，1980），页24—47。当时对亲善的记述见斯蒂温·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6—644。1914年一战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德、英、法三国士兵间的“亲善”甚至成了神话，以致几乎所有士兵都宣称自己违抗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参与了这一活动。在以后几年，军方加强了控制，士兵们亲善的机会少了，他们甚至引以为憾事。比如在1916年的圣诞，杰拉尔德·丹尼斯就说自己
记不起在过去两年是否有过亲善活动。某种程度上，无人区两边的士兵其实是志趣相投的。我们彼此并不仇恨。大家都倒霉做了步兵，本该相隔铁网站着，不用担心有危险，然后握握手。这该多好！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年，页1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亲善的例子或见诺比·克拉克，“西线冷枪手”，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戴维，“致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的信”，1969年7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亲善行为在宗教日最常发生，比如复活节和圣诞节，例见埃德温·贝特，“自传——第三卷：1914—1918”，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再就是有人受伤时（“两人相互搂着肩，就像情侣，”克利福德·尼克松写信给父亲说）。克利福德·尼克松，“一缕记忆”，页83，朗从法国致父书，1917年8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比亚教士，“书信文件集”，落款1917年9月17日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不得不端详自己就要杀死的敌人时，这种友善也会发生。塞西尔·考克斯就无法做到不动声色地shā • rén。在意大利北部某次战役中，上级命令他占领一座岛：
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德国兵向我这边走来，可就在这一刻却不忍心下手，于是垂下了枪。他见我这么做，也放下了枪，喊道“杀了我你到底能得什么好？我有（原文如此）不想杀你。”他和我一道往回走，还问我有吃的没有。那一刻我顿时宽慰了很多，随即把我的野战口粮和压缩饼干给了他。塞西尔·考克斯，“一战经历”，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同xìng • ài/恨
同xìng • ài恋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暴力，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斯泰克尔在其《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残暴的心理分析》（1953）中认为仇恨与性的快感有关：“人之所以残暴，是因为这一野蛮行为可以带来快感，”他写道。斯泰克尔，《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残暴的心理分析》，卷1（纽约，1953），页12及31—32。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1964年的时候注意到，目赌毁灭性行为或向别人施加痛苦时，人常会有快乐的表示（如大笑）。德里克·弗里曼，“从人类学角度看人的侵略性”，收卡锡、埃布灵（编），《侵略的自然历史》（伦敦，1964），页113。精神分析学家拉尔夫·格林森在1968年一次讲座中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对暴力的多种方式：畏惧、内疚与兴奋、迷恋交织。拉尔夫·格林森，“暴力吸引人的地方”，收格林森，《关于爱、恨和美好生活》（麦迪逊，1992），页187—199，1968年作的讲座。近来，艾德里安·西泽在其《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xìng • yù和战争诗人》（1993）中提出，鲁珀特·布鲁克、齐格弗里德·萨松、威尔弗雷德·欧文、罗伯特·格雷夫斯等诗人的战争经历与其潜在的施虐受虐症患间是有联系的，并声称这种反应在军人中较为普遍。西泽还质问，人类为什么得互相残杀“以表达对彼此的和婉、温情、体贴和关爱”？艾德里安·西泽，《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xìng • yù和战争诗人》（曼彻斯特，1993），页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