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症”，《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17期（1953年1—6月），页240—241及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65—467。
人有时没法升华或抑制对杀戮的恐惧，在某些情况下或人群中的几率要大些。既然多数士兵坚持杀敌是为了效忠战友，要想精神伤员尽可能地少，就只有把士气和“进攻欲”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供所有医务人员传阅的函件，“士气、纪律和精神健康”，未注明日期，页4，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7—18及31；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陆军林德塞尔少校，“战争疲惫”，《皇家炮兵杂志》，53卷（1926—1927年），页462；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38—39；“心理医学专家的第三次会议”，1940年9月21日，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84；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2。睡眠不足、精疲力竭、思想幻灭，都容易减弱人对杀戮压力的承受能力。在某些战区，睡眠成了严重的问题——在1945年的意大利，三分之一的步枪手每晚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79，据对1766名步枪和重型武器连队士兵的调查。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38。研究发现，他们如果可以定期撤出前线好好休息，则作战时间可以翻番，且不会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预防精神病学”，《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6卷5期（1946年11月），页493。爱国理想的幻灭也使战士的情绪易出问题。二战时，这个问题在空军特别严重，那里的实际情形和一般人对于空战罗曼蒂克的想象相差太多，使得许多年轻飞行员的心理落差很大。陆军查尔斯·米勒少校，“空军人员延缓的战斗反应”，《战争医学》，8卷4期（1944年10月），页256。最后，实际参与——而不只是旁观——施暴会大大增加严重精神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内奥米·布雷斯劳、格伦·戴维斯，“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战时紧张性刺激的病原特征”，《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4卷5期（1987年5月），页578—583及雷切尔·耶胡达、斯蒂文·萨斯韦克、厄尔·吉勒，“接触暴力及越战老兵慢性创伤后精神压力症的严重程度”，《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49卷3期（1992年3月），页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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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有两种人容易精神崩溃：懦夫和“女子气”的男人。许多随军卫生官员都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心理崩溃，是懦弱的表现。建筑业工人统一工会，《塞珀·黑斯提斯案》（伦敦，1943），页3；“诈病”，《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7月28日，页117；“战争抚恤金委员会代表与部长会议：1930年4月25日布里斯托尔会议纪要摘录”，收伦敦档案局PIN15/2946；查尔斯·米尔斯，《战斗疲劳症在法国1914—1918：据战地日记》（剑桥，1940），页51—53；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页516；威廉姆森，“炮弹休克之后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的治疗”，《英国医学杂志》，1917年12月1日，页714。靠装疯买傻逃避战争的也大有人在。“前列兵某某”，《战争就是战争》（伦敦，1930），页97—98；哈钦森，“一名皇家爱尔兰步枪手的早年回忆，1917—1919”，1982年，页33，收北爱尔兰档案局D3804；《战争部“炸弹休克”调查委员会报告》（敕令书1734），下议院，1922年，Ⅻ卷，页43，威廉·布朗的证词；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103及643。请注意，有的定义把任何伪装疯癫的人也界定为是疯子：德·麦肯齐，《士兵无枪》（费城，1945），页30。爱德华·凯西就是一诈病老手，一战时靠假装战斗疲劳症竟推迟了服役。他介绍了医生是怎么给他施催眠术的：
我得告诉他枪炮齐发前发生的一切。我满嘴假话，他却把我的话一五一十记在本子上，还讲像我这样的病例正越来越多。爱德华·凯西，“格格不入的士兵”，页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见我的打印稿（附介绍），乔安娜·伯克，《格格不入的士兵》（科克，1999）。
越战期间，有个叫“羚羊”海伍德·柯克兰的黑人步枪手在装疯后成功逃脱，荣归故里。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04。
这样的作假者虽只是个例，但一般认为像炮弹休克这样的诊断给了“恐惧以受人尊敬的名声”，且会鼓励“胆小鬼不顾一切地”装病。洛德·莫兰，《勇气的解剖》（伦敦，1945），页186。正规部队的军官最痛恨这样的事。有“老手”曾对第4军某神经病学家说：“要是谁让战友失望，就该把他毙了。他要是个疯子，那再好不过！”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未注明日期，页2，利德尔收藏。随军医务人员深知，在部队里生病没准倒是好事。夸大症状甚至无中生有，或许能躲过危险的任务，甚至终止服役也未可知。见“前线地区一次精神病学会议的报告”，加尔各答，1944年8月8—10日，页2，陆军坎特利少将的讲话，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一名心理咨询师曾在1947年告诫英国皇家海军：
神经精神病学家总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是让士兵坚持岗位，虽然知道他可能无法完成任务呢，还是批准其退役，让他们轻松逃脱，从而开创不好的先例呢？军医卡兰上尉，“官能性神经症与皇家海军服役的关系”，收陆军少将亨利·泰迪爵士（编），《战争医学盟军之间会议1942—1945》（伦敦，1947），页220。另见“情况调查”，1943年3月9日至5月31日，页8，（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怎样将诈病的士兵和神经确实有毛病的人区分开，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取舍，如对兵力的需求和部队的士气等。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2章。
最后，精神病学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暗示受不了打仗压力的战士不是“男人”。在其经典教科书《战争恐惧症》（1918）中，约翰·麦克迪讲了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列兵的悲惨遭遇。麦克迪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在战前尽管没有任何“神经病症状”，但“待人接物不同于常人”。能证明这一切的是他
心肠很软，从不愿见动物被杀。与人交往时有点害羞，喜欢独处，且不像一般这个年纪的男孩那样顽皮，总和同伴有点不同，要比他们文雅。和女孩子交往有点忸怩，且从没想过要结婚。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7—8。
换句话说，“正常”男人在心理上是能接受shā • rén的，因为他们粗犷，不在乎看见动物被杀，合群、调皮，像年轻人的样子，且对异性很主动。
到二战时，有这样看法的人就更多了。“在社交和情感方面不成熟，躲避战斗就好像绝望的女人，满肚子愤慨的男兵”是广受尊敬的麦迪逊精神病学家菲利普·S瓦格纳在1946年的评语。他认为，这种消极的“隔离”做法和纳粹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样自私。瓦格纳说起他们来用词很尖刻：自恋，装腔作势，对母亲般的人过分依赖，只在乎自己高兴。他想象这些“在社交和情感方面发育受阻”的士兵可能逃过打仗，因“祸”得福，于是建议要他们立刻回到战场，且如有如先症状就应军法处置。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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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的作用
士兵如果因自身的缺陷（无论是怯懦、柔弱，还是“当真”神经错乱）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精神病学家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起作用：有他们在，可以从道义上说明战争的合法性；他们于“治愈”持异见的士兵也有着关键的作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第一个用场不应被低估。他们不会避开道德教诲，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传统上，这一职责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后者有意识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用他们的语言。例见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另见本书第9章。军事训练成了“转化不曾适应的道德心”的手段，美全国科学研究会1944年编写的教科书《部队心理学》说。《部队心理学》（华盛顿，1945）。朝鲜战争期间，是医务人员提供了“精神指导”。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到越战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基本揽下了原先属于宗教的职能。斯科特·纳尔逊、托里，“精神病学的宗教职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3期（1973年4月），页362。用“退伍军人扩大服务计划”协调员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是顾问；我们的所做已几近牧师。士兵来找我们，既寻求帮助，也是为了求得宽恕。”引自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
在军方看来，把某些道德责任从牧师肩头转到数据收集者和“心智医生”身上自有其好处。当时，心理学家在平民社会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很愿意到军中做事。有社会学家在《陆军战斗部队杂志》（1955）中沾沾自喜地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军方提供的信息须时刻“处于职业军人的监控下，后者会小心裁断、取舍有度的”。与编辑书，弗朗西斯·约翰斯顿，“同仇敌忾——社会学家的见解”，《陆军战斗部队杂志》，5卷10期（1955年5月），页7。社会科学家愿意遵从军队的道德标准，军队也急需这样的人来对付（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利·米尔斯的原话是）“不愿轰炸妇女、儿童的飞行员”，或为拒绝向因战斗而心神不定的士兵发放抚恤金的决定（理由是，给他们抚恤金实际是奖励心理缺陷）辩护。查尔斯·米尔斯博士在退伍军人福利协会医疗年会上讲话的报告，“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39年7月15日，页153。士兵如果因参战而出现心理问题，则不应获抚恤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澳大利亚方面的例子，见埃勒里，“一个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精神病学项目”，《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14期（1946年4月6日），页459；麦卡锡，“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1；威利斯，“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5。二战时有个心理学的巡回讲座，题目是“应对杀戮”，就为其道德职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该讲座认为，杀害战俘是理所当然的；军事心理学家和其他军官得到的指令是，如有人对杀战俘持保留意见，只须告诉他不必为此背上心理包袱，道德责任自有上级来承担：也就是“服从命令”。有心理包袱的人，只消对他们说，杀害战俘的责任“由集体来负”，而且杀死战俘不仅保护他们自己和战友，也维护了“文明的理念”。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应有任何想法说处决战俘是“杀欲”的表现。“战争的心理学方面讲座摘要”，讲座题为“应对杀戮”，页5，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录）。在军事心理学家的眼里，杀害非战斗人员不是道德问题，只是现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