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奏疏中说：大臣们说到蠹害百姓都归咎当地方官的不够廉洁。可是州县官们又如何廉洁呢？正规的工资统共有多少？上级领导写条子索要，不是说不要动用小金库的钱，就是说暂时不要冲账，都得自己掏腰包。接待过往领导，时不时地要给个程仪，多的要十两银子以上，少的也要数两银子。欲想攀个交情，则不能按定例给，一年中都得有几回进贡。若蒙巡抚的举荐，每次得给一百两银子答谢，别的上司也得答谢银子五十两，这是定例。最近这成例又见涨了，遇到考核朝觐，有的竟花费三四千两银子。韩一良最后说：这些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大家要地方官清廉自守，哪里办得到？（谈迁《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七月辛酉条。韩一良的原话是：诸臣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上司票取，不曰无碍官银，则曰未完抵赎。冲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少则十金以下。欲结心知，不在此例，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抚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于例，遇考期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天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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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与廉政的矛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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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谚有“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是个无底洞”的说法，这样的意思在官吏们的报告中，同样屡见不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第十册第六章第二节“赋税与财政”第二小节说：康熙十九年（1680年），御史许承宣说：“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同样的话还有：“今日之商贾，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康熙六年（1667年），顺天府尹李天裕说：“征收银粮，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可见小百姓的话并非无的放矢。
《武塘野史》是一本稀见的清代著作，仅有抄本流传。作者佚名，其身份似为明末清初嘉善县衙门中的吏员或地方士绅，熟悉当地政界情况，详情已无考。书中记载了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四十年间嘉善县的大事，对于粮赋、徭役记载尤详。其中有一段说到官府的加派和使费，数字甚详，抄录如下：（康熙十年）冬十月立法推收，虽祖宗相传旧业，皆所不免，册书索勒无厌。漕兑米始遵例统征，每石民图加耗六升，使费一钱三分五厘；官儒图每石加耗八升，使费一钱一分。
民图一百五十六里，共田四十六万八千亩，正米二斗，该米九万三千六百百万石，加耗每石六升共加五千六百十六石。
官儒图四十里，共田十三万二千，正米二斗，该米二万六千百万四百石，加耗每石八升，共加二千一百一十百万二石。
又民图正米九万三千六百石，每石使费一钱三分五厘，共横派一万二千六百万百三十六两。
又官儒图正米二万六千四百石，每石使费一钱一分，共横派二千百零四两。总派耗米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横派使费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两。“图”是明清时代地方政府为了方便课税、力役所建立的里甲制度，县之下有都，都之下有图。都约略相当现在县之下的片区，图约略相当于现在乡之下的基点。（《明史·食货志》谓：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图也可视为基层的征税单位。）小小一个基层的征税单位，一年下来，加派的耗米便达到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是正额的十八分之一，这还不算什么，最厉害的尚属那横派的使费。当时朝廷的一品大员，规定的基本工资一年也仅有区区的一百八十两，而嘉善县下面的一个图，一年横派的使费便是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两，这可是一个正部级干部近一百年的工资收入。书中提到当地的官吏催课之残酷不仁，可谓笔笔血汗、句句带泪，读来令人唏嘘。我随手摘录了几段，放在这里：（康熙元年）夏五月，知府张汉杰行县，征民欠钱粮，杀无算。
（康熙二年）秋七月初十，知府张汉杰行县，比征顺治九年、十一年条银；十二年牛角银；十三年海塘银；十四年河工银，罢市。十三，知县邹度站以白粮稽缓，革职。
（康熙二年）八月初四，民李姓者为征催迫，自刎狱中。
（康熙四年）春正月知县叶蕴全征四年条银，严刑拶夹，民不聊生。西塘寡妇卞氏，欠白折银五钱，杖死；城中丰前桥居民朱尔宏媳顾氏，欠灰石银四钱，勒令自经。
（康熙六年）二月初十、十一大风雪，冻。知县阙振征比钱粮，当堂夹死差役陈卿。以上血泪史，并非发生在兵荒马乱的凶年，亦非发生在水旱连年的灾年，更非发生在哪一个王朝的末世，而是出现在清朝历史上最值得称羡的一段时期。据说那个时候，帝国的整体国力正是蓬勃向上，人民的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是所谓的“宁为盛世之犬，不作乱世之人”的康乾盛世。读史至此，我实在怀疑，史上传颂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盛世，其真实性到底有几分是靠得住的。
清代欧阳兆熊和金安清合撰的《水窗春呓》中有一段话专门记述当时官场的行情，书中说：
总督以两江为肥缺，一年可得银子三十万，其中淮南盐务占一部分，各关备贡占一部分，养廉公费占一部分。其次则是两广、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