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就说出身“红五类”，不带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写欠条儿。在这层虚伪的面纱
后面，居然激起了我心底中的真实乐趣。火车上，我每天早上带头唱《东方红》，
过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利用夜间停车的时候给他们朗诵《难忘的航行》片断，惹得
全列车的人欢呼“máo • zhǔ • xí万岁！”达10分钟之久。我没别的更多的想法，只是在我
绘声绘色的朗诵中，看能吸引那么多人的目光盯着我，我过瘾极了！
1967年5月，纪念máo • zhǔ • x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荒芜很久的文艺舞台上，借着这个机会又暂时地“繁荣”了起来。一时间，许多红
卫兵和中学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máo • zé • dōng思想宣传队”。我想，“文化大革命”有
点“文化”的味儿了（我把“文化”和“文艺”看成一个词了）。我的心痒了起来，
叫了几个也非常喜欢文艺的伙伴，拉起了一个“红卫兵话剧团”，尽管当时起这个
名字我有些胆怯，但是，心中的火一烧，总觉得热呼呼的！
我们先是在一个同学的小木板房里写剧本，他写一幕，我写一幕，写完了往一
块“串”，没有两个星期，一个六幕八场的话剧写出来了！我们说好了，甭管戏怎
么样，只要每一幕的结尾能让人鼓掌就行。
那个时候，有点“胆子”，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排练的地方，有人以红卫兵
司令部的名义借来了东单三条一个被抄的小“牙科医室”，根据地有了；没有服装，
找人弄来了“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借”；没
有布景，四处去找木头做，东拼西凑。所有东西全是“借”的，这种“借”跟“敲”
人家一样，不给是不行的。
1968年的元旦，我们的“戏”居然在首都“上演”了。我在戏里扮演一个流
浪者——失业的苏联汽车司机阿辽沙，人物就是从过去《以革命的名义》里面的雅
什卡套过来的。这场演出，该要人鼓掌的地方，全鼓掌了！多兴奋呀，继续排，继
续演，一连演了五十多场。整半年多的时间，脑袋一直是热呼呼的！虽然我终于登
上了舞台，并且也沉浸在“掌声”之中，然而，我所追求的艺术，却是那么可笑！
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的一个剧场演出。演出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报名上山下乡了，去北大荒！”伙伴们全惊住了，都舍不得我，我也舍不
得我的伙伴。可是，我已经决定了，因为我看到在生活的道路上，又燃起了另一束
希望的火花……
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点燃
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没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
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
我想：在荒凉的异乡，在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
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
起来。
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
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
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
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
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
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
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
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
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
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