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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汉人重史，也擅长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一项政令施行了几年就被叫停，史官乃至后来的文人一定会把原因分析的清清楚楚。
汉武帝在元狩四年颁布算缗告缗令，与之同时颁行的还有盐铁专卖令。
算缗告缗令掏的是富商巨贾的钱，盐铁专卖令掏的是盐商铁商的钱，两条法令颁行天下,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皇帝缺钱花了。
说来也是，元狩四年之前,汉和匈奴连年征战，虽说一连串的战争把匈奴打的要死要活的,但是朝廷也差不多被那些年的战事给掏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别管打胜仗还是打败仗,要打仗就免不了花钱。
匈奴派兵南下，打输了就回北边勒紧裤腰带生活,打赢了就劫掠一番过个好年。大汉打匈奴,打输了被抢，打赢了也没法从匈奴那边抢回来。
不打不行，打也不行,怎么着都是错。
汉初休养生息大几十年才撑得起汉武帝打那几场仗,打完那几场仗，民间百姓又开始吃糠咽菜抠树皮，朝廷发不出军饷，自然要想办法搞钱。
百姓身上的赋税已经很高，不能再加重税收,不然很可能税收不上来，还会惹得民变四起，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天下再陷入混战之中。
朝廷在颁行算缗告缗令之前进行了币制改革，那时候市面上流通的钱币乱的很，从高祖刘邦到汉景帝，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朝廷在“允民自铸钱”和“禁民自铸钱”之间来回蹦跶。
律法政令最忌讳反复无常，民间物价疯涨，连“弃市”那样的重罪都无法制止民间的盗铸、私铸的行径。
汉武帝要改币制也是为了解决民间市场混乱的问题，让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商人收敛一点，结果非但没能打击到富商巨贾，还让那些商人趁机正掺杂减重扰乱朝廷，从中又大捞了一笔。
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武帝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再能忍下去他也不是汉武帝了。
然后就是算缗告缗令和盐铁专卖令。
——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
有门路的富商巨贾不光能圈钱，还圈占有土地兼并农民，官商勾结到一起，底下闹翻了天可能皇帝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为什么要读书？还不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从史书中发现“哦豁，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好像啊！”。
历史是个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回来了。
大清也是正缺钱的时候，南边藩王刚刚消停，漠北蒙古暂时不需要过多防备，但是漠西准噶尔还有再北边的老毛子也不能掉以轻心。
百姓的赋税不能加重，否则的话，他们要面对的局面比汉武帝当时还要严峻。
这么一来，首选的法子就是对商人下手。
中原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不过从前朝开始，这种情况就好了许多。
汉武帝时能攒下万贯家财的多是大盐商大铁商，现在各种矿都掌握在朝廷手里，盐商还是那个能赚钱的盐商，其他不碰盐铁的一样能赚钱。
商贾不敢光明正大的圈占田产，当官的干起这种事情来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圈地令才禁止没多少年，上头查的再严，也挡不住底下人胆大包天。
曹寅记仇，他脾气好归脾气好，不代表那些人能在他头上撒泼。
税制是朝廷要改的，诏书是皇上下的，条例是户部的大臣们商量出来的，有意见直接去京城找皇帝说去，拿他当什么出气筒？
他看上去像是老老实实当出气筒的人吗？
小曹同学拉着遏必隆说个不停，惦记着老大人对汉家典故不熟悉，特意把汉武帝时大刀阔斧打压富商巨贾的前前后后详细给他讲一遍。
曹玺找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讲到算缗告缗令进行到后期举报成风伤及农人以及小商人，导致“民如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的坏处了。
遏必隆听的咂舌，他这个年纪已经看不进去晦涩难懂的汉文典籍，能识字已经很不错了，平时闲着没事还是更喜欢出门打猎，没想到现在听着还挺有意思。
破案了，一定是他找的老师不好。
他感觉这小曹侍卫讲书就很有意思，引经据典还不让人厌烦，不知道皇上以后会不会让他教导皇子，回京之后得记得和皇上说一声。
难得有这么文武双全还风趣的年轻人，比那些老古板好相处多了。
曹玺进来后看到和遏必隆勾肩搭背的大儿子人都麻了，原本想说的话忘的一干二净，只想让傻儿子收敛收敛，别见了谁都跟人来疯似的。
“曹大人教子有方。”遏必隆乐呵呵来了一句，让人去把巡抚衙门的官儿喊来，趁现在气氛好，先把过几天要办的事情定下来，过了这一会儿他怕他找不到骂人的感觉。
江南的官场和世家大族牵扯太深，衙门里的官儿没几个靠得住的，他也没指望那些人能有多干净，只要干活儿的时候不添乱就行。
添乱的就直接送去给鳌拜，那种事情鳌拜比他熟练多了，难得遇到他和鳌拜一起办事儿还让他站到前头的事情，他一定把活儿安排的妥妥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