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给洪衍武开出来的药方子还真对路。
他认识的那位“懋顺车厂”的师傅姓孙，叫孙世英。
今年六十一岁的人了，从十四岁学徒到出师，在“懋顺车厂”干了有小二十年。
这人是专门是做铜活儿的，而且当年教他手艺的师傅，还是以前安定门“永成”的师傅。
要知道，京城的铜活儿那可是金工艺术里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相当出名。
元明两代，京城的铜匠有两件最露脸的话儿。
一个京西卧佛寺的太卧佛，一个是明朝的宣德炉。
当然，这两样，开办于清中期的“永成”是没赶上。
可“永成”也不孬啊。
这家山西人办的“铜作”，可是专接宫里的活儿。
像近代故宫的铜门狮，颐和园的宝云阁铜亭，都有“永成”的充分参与。
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
无论铸制和打制两“功”，还是镶嵌、焊接、镀金、錾雕、花丝、着色、打磨这些技法，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
解放后，因为手艺出色，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金属工艺厂”的匠人。
他本人也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
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
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但如果把那玩意“搬”下来看，那就大得不像话了。
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直径是六米。
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分段打制成的。
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然后鎏金，再组装在铁架上。
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就凭着几十双手，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看上去如同浮雕。
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
想想看，就这水平，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
这就跟位名厨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
而且同样要知道啊，为此荣获“市级劳模”的孙师傅，七级工匠啊，退休后的日子还真不富裕。
比如说他见着李福，老哥儿俩自然得一起喝上两盅。
可他就只请得起一碗芝麻酱面，外加四两“毛三儿”的散白，搭配个切开的咸鸭蛋。
就连他家里的小屋也是黑黢黢的。
最值钱的家当除了一台老式的话匣子，就是一台黑白电视了。
还是那句话，养孩子忒多。
饶是老爷子上班的时候能挣一百多，可子女们的好几张嘴就把当老子的给吃穷了，这么多年就没存下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