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汪直是明宪宗的心腹，加上他也很努力表现自己，立下不少“功劳”，所以西厂的在编人数，渐渐超过了东厂。如此一来，汪直就更有干劲了，只要民间有任何风吹草动，他就要大动干戈。有时候没有案子，他也要设法制造一连串案子出来。
明宪宗见汪直如此能干，就给他更大的特权，就是可以不用汇报，便能直接抓人，并且进行审讯。史书记载汪直当时：
“气焰熏灼，凡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
时间一长，冤假错案就越来越多，群臣对于西厂的反对声也越来越大。汪直一时间成为所有人的公敌，也就这样慢慢退出政治斗争的舞台。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由于宠信宦官刘瑾，所以西厂又得以重开。不过随着刘瑾的倒台，西厂也正式宣告关闭，此后再没有重启过。
这第四个特务（特权）机构就是内厂
内厂又叫大内行厂、内办事厂，它是明朝厂卫中，权力最大的一个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加起来，都敌不过它。为什么会这样呢？
朱厚照登基后宠信刘瑾，而以刘瑾为首的，是深受皇帝信任的“八虎”。当时八虎中的马永成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刘瑾掌管司礼监。一开始这些人狼狈为奸，一同蛊惑皇帝，巩固自己的地位。可时间一长，他们都想站在其他人之上，所以渐渐形成对立。
在这三人之中，朱厚照最信任的无疑是刘瑾，所以在他的怂恿下，朱厚照便成立了内厂。内厂的特权比东厂、西厂、锦衣卫都要大，同时还有监视这三个机构的特权，因此凌驾于三者之上。
虽然内厂存在时间并不长，仅仅只有五年时间，随着刘瑾的倒台，内厂就和西厂一同被撤了。但是在这五年之中，刘瑾凭借内厂不断扩张势力，做尽坏事，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内厂和西厂的裁撤，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事。
这就是明朝神秘的厂卫组织，其实了解之后，发现也并不是很神秘。这四大机构之所以能够活跃起来，还是因为皇帝的怠政，以及过度纵容有关。
朱元璋和朱棣，他们统治时期的锦衣卫，因为在两位雄主的控制下，根本没有机会扩充势力，所以不足为患。像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这样的中兴之主，本身执政能力出色，又励精图治，所以这期间的厂卫，也不敢胡作非为。
而像明宪宗、明武宗、明熹宗这些皇帝，由于本人比较懒惰，不愿多处理政事，才会让汪直、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宦官钻了空子。
到了崇祯时期，魏忠贤权倾朝野，锦衣卫只能依附在他之下。而随着魏忠贤的倒台，东厂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加上崇祯皇帝的心腹太监王承恩，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他最后也追随崇祯帝，自缢殉国。在明朝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厂卫，就这样随着这个王朝的灭亡，一同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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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这东厂提督曹化淳，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太监。
曹化淳幼时家境寒微，受“近君养亲”风气的影响，于十二三岁左右入宫。因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宫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诗文书画，样样精通，深受司礼太监王安赏识，倚为亲信。后入信王陪伴侍奉五皇孙朱由检。天启初年，太监魏忠贤得宠弄权，害死王安，曹化淳受牵连被逐出北京，发配到留都南京待罪。1627年朱由检继皇帝位，次年改元崇祯，曹化淳随即被召还，委以重任，平反冤案。因办事得力，深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和倚重。至崇祯四年，曹化淳在宫中的地位已相当显赫。该年夏，曹化淳主持在家乡王庆坨建造了玄帝殿和观音阁，并亲撰碑文。
崇祯十一年，任司礼秉笔太监、东厂提督，总提督京营戎政的曹化淳因病乞准告假，向崇祯帝连上三疏。
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化淳蒙允告假还乡。
曹化淳同胞兄弟五人，三兄化富、四兄化勤早丧，曹化淳与同朝为官的次兄后军都督化雨关系最为密切。崇祯十六年六月六日，曹化雨病逝，因长兄化春年迈，殡葬及转年春立碑、建亭等事均由曹化淳亲临料理。
甲申三月，曹化淳不在北京，其时已经乡居六载。
甲申五月，清军入京，为崇祯皇帝后发丧三日，追赠庙号怀宗。十月，顺治移驾北京，曹化淳赴都上疏，请妥善处理怀宗帝后陵寝。经恩准，委内官监冉肇总理其事。
此时，顺天府杨博，宛平杨时茂等分别上疏参告曹化淳“开门迎贼，贼入城，挺身侍从，今清入都，又复侍从，此卖国乱臣，虽万斩不足服万民心。”
曹化淳上疏辩诬，奏辩甚力。奉旨“曹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琛，该部知道。”[
曹化淳与东林交好且为人忠厚，并没有其他恶迹，竟然也遭到文人的污蔑，蒙“开城纵贼”之冤。“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使不真。”他终于体会到了文人的无耻，感受到了被他排斥的魏忠贤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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