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里喻修景不止一次梦到徐祁年。
有一句话讲，如果你频繁地梦到一个人，你们之间就没有缘分了。
喻修景很怕这句话是真的，但是控制不了。
再次见到徐祁年的这天，他在坚硬潮湿的木板上蜷缩着，浑身都很不舒服，却累得做了一场有他的梦。
喻修景现在都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徐祁年的场景。
那年夏天，重庆像今年一样反常地炎热。
高二的五一假期，喻修景留在家里，妈妈杨晴经营了一家小卖部，就开在他们家楼下，沿一条石板铺成的街。
有一天杨晴要出去进货，他替妈妈看一个下午店。
屋子里没有空调，喻修景开着一把风扇，把扇面调整到完全对着自己后背的位置。
他躺在藤椅上，手里握着遥控，略微仰头看着前面柜子里塞进的一个小电视。
电视里放着他最喜欢的电影《阿甘正传》。
夜色中，詹妮背对着弗雷斯特，眼眸低垂，问他：“你还记得我们的祈祷吗？我们祈祷上帝把我变成一只鸟，让我能飞得远远的。”
她两只脚踩在桥边栏杆上，盯着平静的河水：“你认为我能飞下这座桥吗？”[1]
本来应该是极安静的时候，喻修景捏紧遥控器，眼珠子直盯着屏幕，身体也微微前倾。然而他却听见了轮子在并不整齐的石板上磕磕巴巴滚动的声音，听起来是有人拉着行李箱经过。
不得已分神，喻修景按了暂停，想把这一段留起来专心地看。
他脊背放松，贴在藤椅上取凉，等着这个人走过。
但没想到的是，声音在他耳边停下。
喻修景一侧头，看见那带着行李箱的人正站在店外望着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说话，而是像愣住一样对视几秒。
那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生，当年喻修景还没有开始猛长，只有一米七八，然而这男生看起来却有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外面太阳很大，他戴着一顶浅色渔夫帽遮住额头，身上一件白色T恤和浅灰色的运动短裤，配一双滑板鞋，脚边立了一只极大的行李箱。
那人眼神不算友善，眼皮压着，脸上有一些汗水的痕迹。可能是天气太热，他显得很烦躁。
喻修景先移开眼神，但那男生也没有动，而是把行李箱留在门口，自己走进来。
他在玻璃台前站定，手指敲了两下桌面，说：“拿包烟。”
喻修景站起来，问他要什么，口气很生硬，但在桌下却微微蜷起脚趾，且一直低着头盯着玻璃柜里各式各样的烟，而没有看他。
那人的目光也落在烟盒上，他匆匆扫了一眼，就随意地点中一包。
“这个吧。”
他选的是黄鹤楼，价格并不便宜。
喻修景把烟拿出来推给他，说：“一百块。”
那人没什么波动，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红色钞票放在桌面，喻修景收了，又坐回自己的藤椅上。
他不得已按了继续播放的按钮，电影的声音重新响起来。
但那人没有马上离开，他窸窸窣窣剥着烟盒，打火机咔嚓一声点了烟，发出一连串喻修景觉得吵闹的声音。
烟被点燃了，那一瞬间喻修景同时闻到香烟的味道。
说实话，他平常并不觉得好闻，但那天可能是因为他点的烟很贵，喻修景罕见地偷偷吸了口气。
烟草的味道像此刻被晒焦的枯叶，其中夹杂了一些类似这座城市的辛辣。
喻修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但也没有转头看他。他只是毫无意识地、空洞地望着屏幕。往常不需要看也能流畅念出的台词，现在盯着字喻修景也好像不认识了。
他没听见电影的声音，倒是把那个人的一呼一吸记得很清楚。
不知道多久以后，他总算抽完一根烟。行李箱的声音再次响起，逐渐远了。
喻修景心里有一股陌生的冲动，于是就站起来，趴在玻璃桌面往外看。
那个人拉着行李箱往里边走，最终进了他们小区。
天完全黑的时候杨晴才开着她的小电瓶车回来。
电瓶车的后座用绳子结结实实绑了一只很大的纸箱子，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位置，而杨晴缩在座位前面，像一只背着壳的乌龟。
她后背完全被汗水湿透，一只脚踮在地上，另一只脚抬得高高的，从电瓶上艰难地挪下来。
杨晴是一个偏瘦的中年女人，所以在这么一点空隙中不碰到纸箱下车，对她来说不算一件很难的事情。
喻修景跑出去，帮杨晴扶住了大箱子，等她解开箱子上的绳子，便麻利地把箱子抱起来往里拿。
这次杨晴买的是一大箱薯片，所以不算很重。
爸爸喻国文是电影院的放映员，今天要上夜班，喻修景在杨晴回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饭菜。
他给妈妈递上一张干毛巾，还倒了一杯水。
晚餐的时候，杨晴问今天下午有没有人买东西，喻修景就想到那个在门口抽完一根烟才走的人。
他把一口饭咽下去，说：“有人买了一包黄鹤楼。”
杨晴点了点头。
喻修景看一眼碗，又侧头望着杨晴，问：“妈，我记得我们楼下是不是有一个空房子？”
“对啊，那个阿姨之前走了，说了有人过来租的。”杨晴说。
喻修景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哦了一声。
“假期作业不用我问了吧？”杨晴给喻修景夹了一筷子菜，“你马上就高三了，学习多重要我也不想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