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留在家里哪儿也走不了，就算是母亲出了门，我也无法违抗她的话：你要是敢带它走我就杀了你！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我已经开始考虑旷离的事，是魏明，曾经在我每一次离开都把我的包藏起来不肯让我走的人，他牵着豆豆，推开门偷偷跟我说：“姐，你快走，你还不快走？”
我恍然大悟：我为什么要继续留在这里遭受折磨，听她说她要杀了我？我明明可以逃出去！
我将豆豆放进了双肩包，违抗母亲的命令让我心如擂鼓，我从手机上叫了出租，一路开去了车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而松的这口气让我开始明白：我其实可以不用听她的话。
回到潍城，我等着母亲的来电斥责，可等了半个月仍旧没有一个电话打过来。一个月以后家里才来了第一个电话，电话里母亲丝毫没有谈论到豆豆的事，似乎它从未存在，语气中谈笑风生，温柔和蔼，这令我开始迷茫：她明明那么痛恨豆豆，甚至威胁我带它走就要杀了我，可我将它带走了，还是偷偷的，她却没有训斥一句？
我开始疑惑，她明明不在乎豆豆，却仍旧对它如此厌恶和咒骂，这让我感觉她的那些批判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逗我玩儿吗？以威胁和恐吓的方式逗我玩儿？
我忽然想起，当初她说远，所以我从港城搬到了潍城，她也未见表态过多少，甚至不明白我为什么搬到潍城，如今再看，她焦急的说的远，不过也是逗我玩儿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豆豆，也不在乎我是否将它带走，她真正想体会到的，是因为她我所感受到的折磨和痛苦，因为这会让她感觉到幸福和满足。
恐吓我，威胁我，看到我的煎熬和无助，可以让她体会到操纵别人的快乐，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就像用逗猫棒逗得猫摔了一个大跟头，可猫却把腿摔瘸了。
第6章有事儿叫管理
艾可今天休息，中午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看见滕学凯坐在门口的护栏上抽着闷烟，我瞧着他的脸色不对，便走过去想看看情况。
滕学凯心事重重，甚至都没意识到我就在他身后，我走到他身前，打趣道：“这是怎么了？苦着一张脸。”
滕学凯吐出一口烟，犹豫着说：“我大概要走了。”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坐在他身侧的护栏上，“找好下家了吗？”
他说：“还没有，还在犹豫。啧，文姐老针对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目前还没有辞职的想法，否则我应该站在他那边说一说领导的不是。
我只能说：“她其实也针对我，只不过我不在她身旁，摩擦不起什么冲突罢了。”
他目光深远的看了看对面的一排白杨，下午五点后，白杨对面的那条道路上会有一排卖小吃和水果的晚市。
我听到滕学凯说：“有点舍不得，毕竟已经来了三年了，这个分公司刚建立我就来了，还是想干出点什么成就的，保险也在这里，要走也挺麻烦。”
我从他的话语中能听出他与余文之间针尖对麦芒的冲突，不是他走就是余文走，我明白，要走的那个人一定会是他。
滕学凯的语气在向我求救，事实上，当一个人肯对另一个人诉诸衷肠，多半都是心理上想寻求某种回应的，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在他身后，告诉他，他才是对的那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没有滕学凯就没有化验室的今天。可终归余文才是部门主管，即便她做的步步都是错的，可身为主管的权利还在手里，只要还想留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太过得罪她。
余文换了新的组长，让滕学凯退居一线，我以为滕学凯应该不甘受辱，大概要走了，但他没有。
新的组长是个刚毕业的女学生，长得白白胖胖，鞭子扎的很长，是余文亲自带出来的，教了一个月就让她胜任组长的位置。我想，那个女学生应该会很感激她，将她视为生命中的贵人，对她唯命是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她确实对余文唯命是从。
我们有时用尽了方式也化验不出某个结果来，便会不自觉的扎堆讨论起来，声音也就不自觉的大了，因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在化验室里喊着“别说话”是那位女学生、新组长唯一的工作内容，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别的，毕竟她向我们展示的唯一的工作能力就是“别说话”三个字而已。
时间久了，见她没别的本事，大家也只当她的“别说话”是放屁而已。
她总是凑在余文的桌子面前哭，而此时总能听到余文回应：“你能不能别这样？”时间久了，我们都不想去办公室整理数据了，恨不能搬一台电脑放进化验室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