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的垄断，也是权力垄断的一部分具体体现。
而信息茧房的构建，就是权力垄断的一个结果和现象。
对于廷臣而言，小皇帝也处于一个信息茧房之内，廷臣们需要通过内阁和司礼监来揣测圣意，这就是信息向下的不透明，同样信息也会有选择的对上不透明。
在西山袭杀太傅的案子中，这个案子究竟如何定性，是太傅没有恭顺之心？还是皇帝要和太傅兵戎相见？亦或者是皇帝断定另有他人作祟？再或者皇帝要妥协换认可，让江山社稷变得稳固一些？
这些本来需要去揣测，但是现在完全不用了。
妥协换认可，比如当初皇宫大火的案子，皇帝完全可以选择将所有的罪责扣在高拱身上，换取朝堂的稳定性，但是陛下没有那么做，比如道爷的耻辱二十五年等等，都是类似的妥协换认可，维持朝廷的稳定。
陛下已经旗帜鲜明的摆明了态度，要血流成河。
张居正不能背这个锅，哪怕是追查到了最后，根本查不到幕后黑手，那也要找一家势要豪右背锅，把罪责扣上去，因为张居正是新政的另外一个名字。
廷议开始了，关于累进税制的探讨，这是今天廷议的重要内容，王叔果痛斥稽税院贪得无厌，大谈聚敛兴利的危害，一转头抛出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累进税制，那前面那些内容，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累进税制了。
“海税仍宜百值抽六，暂不宜行税制。”首辅吕调阳首先为这次廷议定下了一个基调，累进税制可以实行，海税暂时不增，富国强兵开海农桑，是当下两个基本的国策，如果海税行累进税制，和大明开海的主旋律背道而驰。
“轻海税以鼓励出海，重田赋以逼迫还田，百值抽六，都饷馆关税看似寥寥，但是大明受益良多，大明钱荒，需要海量的白银入我大明才能充当货币职责，不仅仅是白银，鱼油、香料、铜料、硫磺等等，皆仰赖海贸，私以为海税不宜累进。”吕调阳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鼓励开海，逼迫还田，这是大明税法长鞭的一次重要应用，而且出手就是重拳。
大明的钱荒，或者说中原王朝的钱荒，由来已久，在北宋年间，北宋朝廷大量铸钱，铜钱、铁钱、飞钱，但是哪怕薄如蝉翼的铁钱，依旧是供不应求，最终发行了一种名叫钱引的纸钞，来充当货币。
这是朝廷发行的纸钞，最早在北宋初年就开始大规模的刊印。
在北宋初年，由蜀中十六家富商联合发行的交子，则是中原王朝最早的纸钞，每年丝蚕米麦将熟之际，用同一色纸印制纸钞，用于商贸，便于流通，兑换的时候，要扣除40钱，作为交子的使用费用。
交子、钱引，就是北宋年间的纸钞，宋徽宗大量滥发钱引，最终导致北宋钞法败坏。
到了南宋胡元的时候，则已经发展成为了宝钞，最早的宝钞是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而后就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钞法败坏，发行新钞，新钞再败坏，再发行新钞，大明宝钞也没有摆脱胡元宝钞的命运，在洪武二十五年，再换新钞的时候，就发现换不动了。
宝钞败坏的原因非常多，比如私印成风，洪武年间一共发了九百万贯宝钞，到换钞的时候，几天就换了两千六百万，朝廷没发那么多的宝钞，但是民间有那么多的宝钞，私印和滥发，是宝钞泛滥的原因，而宝钞泛滥代表着宝钞的价值大幅度贬值，一种持有就贬值的货币，自然是没有人肯再使用了。
以大明朝廷的制度建设，即便是在万历年间，依旧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来印钞，铸钱就成了头等大事，大明一年能铸造两千万枚铜钱，乍一听数量很多，但其实换算下来不过一万贯，大抵等于一万两银子。
而大明每年能够吸纳的白银，超过了四百万两，所以，以银铜为本位构建钱法，就成了当下大明的最优解。
开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一条鞭法的新政，还在于解决中原王朝钱荒这个顽疾，金银是天生的货币，所有人都认可它们的价值，即便是到了后世，其价格也非常稳定而且坚挺。
“会不会有些操之过急了？”王崇古坐直了身子说道：“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趁晋国新丧国君，派兵偷袭晋国的左膀右臂郑国，但是郑国早有防备，秦穆公无功而返，行至崤山，被新继位的晋襄公设伏，全歼了秦穆公的军队，秦晋自此为世仇。”
“秦穆公操之过急，则匹马觭轮无返，这也让秦孝公不得不变法，以求国存。”
“臣倒是以为，这个累进税制，可以暂缓一二，吹求过急，恐天下不宁。”
王崇古觉得可以等一等，没必要太着急。
之前漕运总督吴桂芳入京叙职，就在文华殿上面奏皇帝屯耕五条，其中的第四条，召集流民给田，开垦无力者，官给牛种，次年还官三稔。纳役原主归认，不许告争，就是佃户也好，力役也罢，种田了就是民户，不再是奴隶，原主不许告诉衙门争抢，大明的解放宣言，最终未能成行。
当时不允行的原因，还是觉得操之过急恐酿成大祸。
车速太快总要有人踩刹车的，无论是向上和向下，速度太快都不是好事。
“次辅所言极是，慎重稳妥之言。”朱翊钧对王崇古点了点头，肯定他的发言，是基于大明江山社稷考虑，慎重稳妥，如果王崇古屁股歪了，这番话，就不是稳妥，而是反对新政了。
其实王崇古也挺难的，他很希望张居正致仕时，自己真的跑掉了，那就不用面对这么多风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