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均，是载均！”顾太清听到阮元之问，却忽然向众人说道：“我家中内情，你们或许不知，载均是我姐姐的儿子，姐姐七年之前便已故去，载均是她长子，按理说是要继承爵位，即便递降，也能继承贝子的。但我家次子载钊是我所生，载均从来品行不端，又担心载钊夺了他贝子之位，所以他跟我关系并不好，而且……我家婆婆也向着他。夫子虽然也知他顽劣无术，时常责罚于他，但他还是要继承贝子的啊？若是平日倒也罢了，偏生到了年初，夫子……夫子他就生了一场病，这些时日身体也……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若是……若是夫子真的不在了，载均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呢！如今龚先生做了这几首诗词，恰恰就被他抓住了把柄，炮制此祸，实在是……龚先生，我家也对不起您啊？”
“唉，若是只有些寻常的流言蜚语，或许我也不会在意，可如今……如今外人那许多言辞，竟越来越尖酸刻薄了。”龚自珍也向众人叹道：“前日退值之时，我在街上还听人说……说什么南宋的李清照，丈夫死了却改嫁他人，已经是不守妇道了，可今日的李清照，却是……却是赵明诚尚且健在，便即与张汝舟勾搭成奸。这……这般不堪之语，说的不就是太清夫人吗？”
“龚先生，您既然知道这是不堪之语，为何却要说出来？！”不想顾太清听到龚自珍之言，却又哭了出来，怒道：“先生您可知道，这男女之事，一旦有了流言蜚语，女子要承受的压力和责难，是男子的十倍不止！难道我成日听着这些不堪之语，心里还不够难受吗？您又把这种话对着阮相国说了一遍，那您……您不是也成了散布流言之人了吗？”
“我……是我口无遮拦，得罪夫人了。”龚自珍也只得向顾太清道歉。
“好了，既然这般不堪之言都出现了，那太清夫人，这个忙我不能不帮了。”阮元听着龚自珍之语，心中自也为二人不平，道：“你说说他们，这一下子骂了多少人啊？赵德甫又不只是李易安的丈夫，也是收录金石的前辈之人啊？他那一部《金石录》，至今犹是治学金石之人必不可少的开山之作，我治金石数十年，书之又素来仰慕易安词作，如今火都烧到赵德甫和李易安身上了，那我们哪还有不管的道理？定庵，你也放心，其他的学生，我都知会一声，坊巷之间再有拿你那两首诗词说事的，一定都给他们驳回去！太清夫人，我这些后辈弟子之中，若论才学最优之人，定庵算得上一个，这个忙我一定会帮，您就自管归家，安心照料贝勒吧。贝勒来年也不过四十岁，不应该……不应该这样啊？”
“多谢阮相国、多谢老师相助了！”龚自珍和顾太清见阮元已经表态，也当即向阮元答谢道。
然而，这日入夜之后，阮元却一直倚在书案之上，久久不愿离去。
“夫子，你这是怎么了？”刘文如眼见阮元似有惆怅之情，也当即走了过来，向他问道：“白日间太清夫人和龚主事的事，夫子不是已经说好，会鼎力相助了吗？既然如此，这件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呢？”
“书之，这把火实在烧得有些大了啊？”阮元也向刘文如苦笑道：“如今若只是定庵的事，倒是也好办，我这许多学生后辈尚在京城，大家都知道定庵心性，这种事断不会相信谣言的，让他们帮忙辟谣，却也不难。可那些人都把事闹到赵德甫和李易安身上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以后想要传谣，根本就不用提定庵和太清夫人的名字，只需要把李易安的事拿出来反复渲染，这就够了。今日之事，尚能开解，可古人之事，想要说清楚，那谈何容易啊？”
“夫子，若是李易安和赵德甫，我倒是有一件事一直不解。”不想刘文如这时却向阮元道：“夫子那部《金石录》的后面，有李易安为那部书所作序文，其中易安居士写到了自己出嫁年龄，我按照如今所谓赵德甫去世，易安改嫁张汝舟的年代推算过，赵德甫去世之时四十九岁，李易安小他两岁，那是四十七岁。五年之后，李易安改嫁张汝舟，就是五十二岁了，这……且不论宋时之人如何议论改嫁，易安居士当时这么大年纪，又何必再改适他人呢？”
“这个……对啊！书之，不想你做了那部《疑年录》出来，对于这古人年岁，看得比我清楚啊？”阮元听了刘文如之言，却也当即醒悟，笑道：“不过话说回来，仅凭这个……罢了，愿意散布这些流言蜚语之人，哪里顾得上这些，咱们就盯住这一条，只要咱们把这年龄之事证实了，那些散步流言之人听到，自然就会知道易安之事并非流言所云，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还会用这个去造谣吗？李易安的事若能消弭，再加上我其他门生弟子为定庵辩诬，这些谣言，也就应该不攻自破了啊？”（按此时阮元之意，乃是仅凭年龄之辨，尚不足以证实李清照改嫁一事，但营救龚自珍和顾太清要紧，坊间之人也不会如此深究宋时掌故，以年龄为由宣传李清照并未改嫁，自无不可。事实上直至今日，多数研究宋史之人仍然认为李清照改嫁之事为真，不认可阮元和刘文如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