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广州的珠江入海口沿海一带走私贸易并不活跃，因为明朝官府对此一直严厉打压。不过，这种和谐的海口贸易，随着“抽分制度”的出现和“常态化”，以及后来贸易量的逐渐增加，再加上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对此强烈反对，导致诸藩来华贸易业受到刺激和影响，甚至慢慢地演变成冲击与挑战。
成化二十三年(西元1486年)，占城国王古来回国，就是由“东莞海商”张宣驾海舟二十艘护送回国。这反映出了当时“海商”与“地方官府”的密切关系，毕竟各级官府也都需要一批“大买办资产阶级”来为自己敛财。
有理由相信，张宣所率领的二十艘海船将继续南下马六甲等地贸易，就好像前往占城的册封使冯义、张瑾一样，因受贿后就册立了安南人的傀儡提婆苔为占城国王后，又继续转往马六甲“尽货其私物以归”。
也就是说，趁着“公干出差”的机会，或由官员包庇的贸易，甚至是走私贸易在成化、弘治年间(西元1488年——西元1505年)已十分活跃。在这期间，很多明朝中国人的海船已遍布在南海从事着贸易活动。
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在《东方诸国记》中提及在马六甲，经常能看到中国帆船带来十分丰富而又多姿多彩的大批中国货。中国帆船抵达马六甲后，中国人无须交纳关税，只要献上一份礼物，便可进行贸易。
他又听说中国有上千艘帆船正前往各自认筹合适的地方进行贸易。由此可见，沿海的贸易活动已不可能遏止。特别是“抽分制度”确立后，更引起热潮，使得“广州”海口贸易一片繁荣，大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
“屯门“”海面至广州城，帆樯林立。然而，明朝官僚并未想到，那新来贸易的葡萄牙人太不懂事，把西方列强那一套“强盗思维”拿来中国实践，于是对即将对明朝中国广州的“外贸”制造出一场“灾难性”事件来。
到了西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葡萄牙舰队司令安德拉德率领的八艘海船抵达“屯门”。他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把葡萄牙国王的使者托梅·皮雷斯送入中国，以实现与中国明朝之间保持长期贸易合作。
于是，安德拉德乘船抵达珠江口海域后，随即向“备倭都指挥”申请前往广州面见当地最高行政长官。
但是，广州当局迟迟未有回复，而安德拉德却按捺不住想要硬闯珠江，这就迫使“备倭司命”不得已而派出领航员带水。于是，葡萄牙舰队在驶抵达广州城之后，在怀远抛锚停泊，而那安德拉德显得很兴奋。
按照西洋人的习惯，每航行到一处新的国度，最高长官就会按照“欧州惯例”进行鸣放礼炮表示尊敬。
于是，那葡萄牙舰队司令便下令向中方鸣炮敬礼，并在桅杆上升起葡萄牙的皇家海军旗帜，这就导致了“市舶提举”吴洪对于葡萄牙人的行为极度震惊，毕竟中国自古以来的“朝贡贸易”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
随即，吴洪就通知了兼管海道的“广东按察使”顾应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如此不懂规矩的外夷。
而“佛朗机”又非明朝“藩属国”和“朝贡国”，故随即将此事转知“梧州总督”。于是，在梧州的镇守太监宁诚、“总兵官武定侯”郭勋和总督陈金先后赶到广州处理此事，但因中西方文化习俗迥异，导致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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