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数众多的明军,仅少数侵略军、武器也并非特别先进的情况下,英国殖民者是根本不可能打得过明朝水师的,更何况在葡萄牙帝国实力最强大时,也得通过“贿赂”的方式,才能在明国有了一席之地。
因此,好不容易得到了“澳门”这个落脚点的葡萄牙帝国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如日中天的英国人成功将生意做到中国家门口的,毕竟这严重威胁到自己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搞不好还会受托累而失去“澳门”。
大明朝拥有对澳门的主权,并通过和葡萄牙的经贸交流,在税收方面、武器引进方面都有着优势和不少好处,故懒得理会其它欧洲列强。特别是嘉靖当时倚重汪竑,开展的“仿制佛朗机铳炮运动”非常成功。
汪竑仿造佛朗机铳炮后,立刻受到嘉靖皇帝青睐,迅速提拔他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从而成为大明历史上唯一一位一肩担两职的大臣。要知道,“礼部尚书”乃是六部之首,而“兵部尚书”可是政权的刀啊!
同时拥有这两个职位的人,其地位虽无“首辅”重要,但实际权力也并不比“首辅”差多少了。而汪竑也大刀阔斧地、不怕得罪人地推行仿造佛郎机铳炮的运动,使佛朗机铳炮从东南沿海到九边重镇、从北部长城一线到南部天涯海角,在整个大明朝开始遍地开花。这让明朝的军事实力骤然增强,并化解了不少危机。
各种佛郎机铳炮的变形武器层出不穷,后来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推广下,各种阵法也是层出不穷。
靠着大规模仿制的“弗朗机”,大明在抗倭、对蒙作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让明朝君臣迷信武器重要。
然而,后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导致明朝中后期“唯武器论”的错误思维出现了。
主要的表现就是大明朝的“消极防御政策”变得和宋朝一样“以守为主,以进攻为辅”,让后金步步紧逼。
虽然火器发明于南宋,但火器根本无法抵挡铁蹄,“唯武器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忘记了“武器是人来使用的”,如果吏治不修、胆气不强、头脑不灵光且浑浑噩噩,武器其实和“烧火棍”也差不多。
关键就在于,晚明时代的吏治已经腐败,整个官场遍布自私自利的党争,人人不再是为国家朝廷效力,而是为自己的阿堵物来奋斗。都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这或许明朝晚期的情况一样。
就是当时“精神力量”强大的东林党也是如此爱钱,否则在崇祯帝上台后下令诛杀宦官魏忠贤等“阉党”时,对其抄家的3700多万两银子怎会不见?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党派利益而胡乱指挥瞎作为。
崇祯皇帝面对“官场如商场”的情况,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谁也不信任,并一次次地更换“首辅”,一次次地贬斥手下,最终也落得个孤家寡人,等大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皇帝老子或许只相信那些死的武器了。
这个时候,葡萄牙的武器和军事力量展现在一些还想为国为民为朝廷为皇帝分忧的人眼中,毕竟在儒家思想坍塌的情况下,请葡萄牙出兵成为挽救天下最直接的方式,只要给钱就能办事,还不用担心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