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波特金属的所有计划，不是可以通过他们提供的账号在内网进行查询么？”林义龙说道，“虽说我们现在不愁工作，但也要完善地解决用户的问题不是？”
“唔！”凯蒂支吾着，“如果是简单交涉，交给我不是更好？”
“确实更好，但总体来说，你的经验不是很丰富，一些不太上台面的手法因为不知道这方面的非法‘潜规则’，就没法用出来。”林义龙说道。
很多老板为了逃避工作保险，雇佣员工的时候就灵活操作，采取直接的付现金的做法，并不会考虑报税和养老金等问题，所以也就不去区分所谓合法居民和非法居民。在餐饮业，因为被雇用人都要适应长工作时，而且要在8小时以外付加班费，就让餐馆老板们更愿意接受议价能力更弱“摆弄”非法移民，一旦东窗事发，那么这个老板就会背负来自内政部的每个非法务工5000镑的罚款，虽然多但累积起来更好接受。
可假如雇佣了三四个这样的同胞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商业体来说是毁灭性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作为商业地产的代理人，要求老板支付房费或者搬出去，你认为餐馆老板会选择哪一项呢？”林义龙说道，“是继续勉力维持已经萎靡的客户，还是见好就收收拾细软？”
凯蒂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餐馆的地方是住宅，到可以获得租户的很多法定保护——比如租金的宽限期、寻找其他住宅的宽限期以及其他可能的情形——可这样的租户保护对商业物业地产是不适用的。
“是不是应该事前发一封提醒信什么？”凯蒂不确定地问道，“如果不行的话，再采取其他的谈判方式。”
“这就是我说，你可能不适应这样不上台面手段的原因——如果简单、明了、好用，为什么要选择复杂、晦涩、困难的方式呢？”林义龙总结道，“如果你真的要走向威斯敏斯特这条道路，我想这些你不怎么愿意接受的方式是需要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