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统一的考试就算有诸多弊端，也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可以让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方式。
或许它只是一根独木桥，或许有人不经过这根独木桥也能改变命运，但它至少是一条大众可以走的途径。
不然要论素质教育，谁比得过他们这群有钱有闲有关系的人？
余柏林只是国学大师，其他略有涉猎。在他们这个层次的人而言算是较为普通。他家一老爷子，是著名教育家、著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
又是“xx家”，前面还要加上“著名”的形容词，可想多厉害。
而位老爷子的友人，都是这种人。
余柏林摇摇头。就算他同年龄的人中，也有比他厉害许多的。他只能算是争气。
这群人要是穿越到古代，只要能活下去，照旧是能人。
一个人若真厉害，到哪都厉害。就算是他，好歹有信心科举做官。
县试府试院试之前，都需要秀才以上功名者作保才能参加考试。许多老秀才就是靠此赚外快。就算是自己的学生，那些秀才多半也要收取钱财，只是收多收少。
这是一个潜规则，陈夫子虽说是举人，在担保的时候也收了些钱财，收的不多，意思意思，以免遭人怨恨，说坏了规矩。
不过陈夫子转手就送给余柏林一本厚厚的册子，说是自己游学心得。
这可比那一贯铜钱不知道贵重到哪儿去了。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四书五经，科考之时，四书必考，五经则任选一经，读书人称作“治本经”，和后世高考分科一样。
治本经多师徒传承，陈夫子治的《春秋》，恰巧余父治的也是《春秋》，余柏林自然治的也是《春秋》。
不过，或许不是碰巧，正因为陈夫子治《春秋》，文成焯才会推荐余柏林向陈夫子求学吧。
《春秋》微言大义，是余柏林前世最为喜爱的著作，对其研究也最透彻，各朝各代关于春秋的著作他都有熟读。
从秦之后，余柏林所处华国历史和此处完全不同，但对儒学的推崇，却是一致。
余柏林的策论经陈夫子评价，若无意外，院试理应排名前列。
是否能延续第一，造就小三元，就要看主考官的爱好了。
秀才三试，都不考经义，只考“帖经”，即默写。
这“帖经”有填空、有问答，有书中原句，更有必须结合上下文推断。没有一定逻辑能力，仅靠死读书，在最简单的“帖经”这一场，就得折戟而归。
除了“帖经”之外，还有“杂文”、“策论”两科。“杂文”即一诗一赋，“策论”即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余柏林“帖经”“杂文”被陈夫子评价为可直接参加会试，只有“策论”稍逊一筹。
倒不是余柏林“策论”写的不好，而是他对这个朝代了解不深，不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也不知道如何揣测考官、甚至朝廷的意思，导致束手束脚。
除了“策论”之外，余柏林的“经义”更加堪忧。其原因也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
他那时候的经义已经去伪存真，有了极大发展，且符合他当时的社会状况。现在他的经义写出来，就是惊世骇俗。
若是他已经成名之后，到可以著书立说，说不得能成为一世大儒。但现在他只是个小童生，拿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论，那叫找死。
余柏林于经义上造诣非凡，让他抛弃正确理论，写那些已经证实是糟粕，甚至是前人伪造的学说，其痛苦可想而知。
因此陈夫子对余柏林的教导，多在策论和经义上。
别的学生还在学帖经，他已经在写经义，是以自然不能一同上课。
在院试之前，不复习院试所考科目，反而练习经义这一门从乡试起才会考的科目，这师徒二人狂妄可见一斑。
而放榜之日，余柏林案首之名，证实了两人或许不叫狂妄，叫有自信。
……余柏林已经取得县试府试第一，当他院试也取得案首的时候，其轰动没有第一次来得大。
第一次见余柏林只是一少年郎，许多老读书人大喊不公。
当他取得小三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实至名归了。
当看到余柏林名字贴到案首位置之时，围观读书人一边点头一边道：“余柏林啊，县试院试第一那位？怪不得。”
一点都不意外了。
虽说知道肯定榜上有名，小三元真的到手，即使只是个虚名，还是非常非常小的虚名，对余柏林而言，科举一路算是开门红，吉兆啊。
这时候没有未成年人不得饮酒的法律，陈夫子高兴之余，拉着余柏林大醉一场。
陈夫子醉了，余柏林没醉。
两坛子醪糟水，怎么会醉？就是肚子撑得慌。
除了余柏林之外，还有人为余柏林的名次感到欢喜。
封庭看着封蔚一脸喜气洋洋的样子，不由按眉：“这只是小三元，又不是三元及第……好吧好吧，小三元也是三元，朕赞同他确实有几分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