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麟（杨祁业）、韩时良根基要更浅一些，但他们在汴梁沦陷之前，就已经是都指挥使一级的高级
武将，而且在汴梁沦陷时，他们核心部众都没有受损，之后都在核心部众的基础之上扩编兵马，因此对军队也有较好的掌握。
邓珪以及张辛等部指挥体系基本上都是在建继帝襄阳登基之后新搭建出来的，就更没有什么根基可言。
因此绍隆帝登基之后，轻易就将张辛等人的兵权解除，而邓珪不得不选择依附顾藩，还第一个站出来献上驻戍分置之策，才得以率部入驻淮东。
然而这几路兵马还共同存在一个难以忽视的缺点，那就是中高级将领与中下层武吏之间是严重脱节的。
诸部都将以下的中下层武吏，基本上都是以宗族乡族首领为主，与军队高层缺乏直接的联系与纽带。
这主要是由当前兵卒招募的形式所决定。
对绝大多数都目不识丁、长大成年之后甚至都没有机会走进县城稍微见一下世面的普通兵卒而言，宗族以及聚族而居的自然村，基本就是他们与这个世界联系的全部。
不仅普通兵卒进入营伍之后，只认宗族乡族首领，军队基层也不得不依赖于宗族乡族首领才能组织起正常的操训，进行正常的排兵布阵。
中高级将领与基层武吏的脱节，以及基层武吏的参差不齐，决定了当世出城野战，只能以严密的阵型去约束一队队兵卒进行作战。
一旦阵型被打散，短时间内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新的指挥体系来，也导致阵型一旦被打散，常
常就直接形成不可挽救的溃败。
京襄能够破除这一点，一方面是坚持从普通兵卒里选拔骁勇善战者进行培养，保证中下层武吏的充足供给，保证小队兵马具备一定的dú • lì作战能力，一方面将各级军将武吏的修习、培养集中起来进行，促使他们形成一个彼此熟悉而凝聚、上下贯通的群体。
相比其他兵马，凭借严峻堪称残暴的军法，保证上下级的军令传达、执行外，京襄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阶层差去保证指挥体系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