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负债加上较低的盈利能力，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企业濒临破产。可以这么说，即使不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南韩自己也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它的内部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值，按不下去了。
把时间拉到十年前，南韩只有寥寥几家财团能说清楚主营业务是什么，以大宇为例，1967年，刚成立的大宇只是一间纺织品贸易公司，一直到1972年，南韩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大力扶植重化工产业，大宇才算是借着东风开始扩张。
它的扩张并不是出于大宇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扩张，而是按旨意行事，青瓦台大手一挥，指着经营不善的双美实业、三州大厦、新成通商、东阳证券等企业，亲切地对金宇中说道：“小金，由你来兜底。”
金宇中当时是不乐意的，一是看不上其中几家企业，二是兜里没这么多钱，但是青瓦台觉得他看得上，那就必须看得上，金宇中胳膊拧不过大腿，一寻思，看得上就看得上吧，但是钱呢？
南韩扶持财团发展的策略并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在受到日本殖民的那几十年时间里，有不少政府高层受到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也对日本的经济体制比较了解。
当往前走之时，面对两条岔路，第一条是有前人走过，陷阱已经被标注，第二条是完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陌生之路，毫无疑问，南韩选择了第一条，摸日本过河。
扶持，自然不能盲目，既要扶在点上，又要时刻掌控在手中，基于此目的，青瓦台设计了一种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金融系统来建立财团，在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财团不得不依靠向青瓦台控制和拥有的银行贷款。
由于企业负债率很高，甚至超过拉美和东南亚企业，为避免破产，财团不得不与青瓦台保持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控制了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融资系统，这样，就可以影响经济的投资模式，引导部门的动向。
南韩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性质，在南韩历史上一贯如此，这意味着部门之间贴现率或优惠贷款利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对企业现金流影响很大。所以，财团与青瓦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事实上，南韩所有的财团都有股份掌握在南韩的银行手里，而这些银行受青瓦台控制。
而从1962年至1972年之间，南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涓滴效应，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殊的优待，而是集中力量发展财团，进而带动一大片富裕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被扶持的财团旗下都有数量庞大的职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缺失的年代，财团的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到全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南韩的耕地贫瘠，无法安置太多农民，也没有可以容纳太多工人的国企，因此很难抵御失业的冲击。
即使财团不断作死，也很难断了它们的信贷，让它们破产，财团永远处于被青瓦台监管的状态，一定意义上成了“永不破产”。
一方面，青瓦台不得不不断挽救处于困境的财团，以防银行体系瘫痪和大规模的失业，1972年的债务危机中，青瓦台允许财团延期偿还债务，为财团提供救援贷款。
1979—1993年间，青瓦台向重工业和化工业的企业提供财务补贴；1984—1988年间，它又对海外建筑、造船、纺织、机械制造业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青瓦台成了承保人和责任承担者，为财团和自己的投资提供担保。
青瓦台制定了难以计数的规章制度，试图通过管制的方式支配和驯服财团。青瓦台一直很严厉，不停地敦促企业进行改革。
1972年金融危机后，青瓦台通过紧急暂停财团偿还场外市场的债务来挽救财团，青瓦台将它认为的“蓝筹企业”挑选出来，强迫它们上市，并威胁对不服从的财团征收40%的企业税（正常情况是27%）。
汉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新股票，价值高达4800万美元，上市企业的数量骤升至50%。
1974年，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动，朴正熙颁布特殊命令，严令银行对非上市企业加强贷款的审计和监督，七十年代一口气颁布了不少这样的政策措施。
这下财团们左右为难了，一方面是惩罚性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损失，诸如自主权、廉价贷款，股权被严重低估，筹集不到多少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有财团认为违抗青瓦台的命令是上策，宁缴40%的税，而不享受青瓦台给上市企业的优惠待遇，也有财团阳奉阴违，自己又从二级市场把大部分股票买了回来，因此南韩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青瓦台还试图用一套最难实施的“信贷控制”的方法来限制财团获得银行信贷。
该信贷控制体系起源于产业政策时代，在一种银行信贷不是根据经济上是否可行，而是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发放的体制中，防止企业拖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加强监督和控制，包括时刻对贷款使用情况加以监督，对财团融资结构的改革情况加以监督，制定一整套贷款上限限制。
为了阻止贷款的集中，青瓦台制定了复杂的规定，限制给同一个贷款人的贷款额度，限制单个银行给大贷款人贷款的数量，规定财团附属企业的贷款上限。
为了防止拖欠，青瓦台建立了一套预警方案、现代化的信贷评估程序，以及复杂的拖欠管理规则；青瓦台发布了一套特殊、只适用于财团的法令，以管制各产业部门的股本、债务比例，从财务方面鼓励企业上市。
自1980年以来，青瓦台密切监督财团使用银行贷款的情况，并扩大了外部审计；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根据《公平贸易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92年，《公平贸易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受到限制，青瓦台放松了贷款上限，以鼓励财团发展核心产业。
青瓦台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管制信天翁，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青瓦台不得不制定法规，来抵消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恶劣之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青瓦台选择由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团，致使法规膨胀，裙带主义盛行，在财团的头上蹲着不少婆婆。
九十年代，南韩军人统治结束，进入文管时代，新上台的金泳三试图打破青瓦台既是财团担保人，同时又是其管制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对抗和经济停滞，因此，青瓦台决定淡化其作为管制者的角色。
青瓦台既为了消除对抗，又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极大地放松了银行部门及贷款行为的监管，并在1993—1994年间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且解除财政部对信贷分配的直接干预及任命银行领导层的特权。
在财政部和央行（韩国银行）之间划分金融监管权，导致监管出现大片空白，换言之，钟摆已经过度偏向财团。
如果说九十年代官僚已退居幕后，但政客却还没有，政治势力强大，主要党派成员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仍然可以否决商业银行总裁的任命。银行领导层不得不听政客的招呼，把贷款贷给他们的竞选捐款人。
青瓦台还取消了早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与其他限制，在财团的呼吁下，取消了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限制，降低报告要求。
结果，非银行金融企业很快被解除管制，不再接受青瓦台的监督，转而被财团控制，贷款也就失去了监督，南韩信贷体系内部一片混乱。
对青瓦台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政府既要为财团担保，又要约束它们，南韩自1962年到当下的三十多年时间，创造的真正奇迹并不是什么汉江奇迹，而是在走钢丝的过程中，没有被两种相互冲突的身份搞成精神分裂。
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之所以上帝站到财团身后，这和财团自我解放不无关系。为了摆脱青瓦台控制，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进入八十年代，财团开始往国外冲，建立新产业，抵押给南韩信贷体系，再建新的，再抵押，如此不断循环。
而在循环的过程中，财团把优质资产剥离，以优质资产向国外的银行借美元或吸纳投资，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交叉持股或连锁所有权与控股股东发生联系。
传统的连锁所有权模式可以是拜占庭式，以规避对所有权的规定，包括禁止对公司控股，禁止直接连锁所有权（甲公司拥有乙公司，乙公司又拥有甲公司），以及对财团股权投资的各种上限规定。
结果导致了一种迂回模式，其中几家控股企业事实上拥有附属企业相当数量的股票。
就是通过这种能把人绕晕的持股方式，财团拿到了更多的话语权，这才有了财团和青瓦台的持续对峙中不落下风，甚至开始反扑。
在军人统治时代，财团的种种小动作，青瓦台自然看在眼里，只是苦于作茧自缚，无计可施——财团欠政府一屁股债，在国外又是一屁股债，政府左手握着财团的债权，右手在国外也是一屁股债，这种现状之下，面对不听话的财团，青瓦台还能把财团一棍子敲死？
敲死了，经济怎么办？失业的民众怎么办？一屁股外债又得让谁来扛？
而且，对青瓦台里的总统而言，他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比较私人的问题，就是马上要换届选举，他的个人利益又该怎么办？
国家利益、财团家族利益、官僚个人利益、人民利益，各种利益交缠在一起，想把它理清楚很难，但是再难也得理，不把险情排除，爆炸就是眼前的事。
险情是什么？
一屁股的外债，还有南韩的命根子“出口”不行了。
债应该怎么还，出口又该怎么提高，这是南韩经济相关部门需要讨论，也需要解决的问题。
青瓦台的会议室里，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正争辩的不可开交，多重利益背负在身上，让他们在选择策略的时候缩手缩脚，同时也小心谨慎。
rg。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