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玉对生物学上的父亲——仝亘生最大的印象,就是抠。
仝亘生总是在很奇奇怪怪的地方抠门，这大概和他那个贫穷的成长环境有关系。
景玉小时候曾经被要求去拿红酒，她迈着步伐哒哒哒地从红酒柜里拿了红酒回来，在兴高采烈准备递给父亲的时候,不小心被地毯绊了下,跌了一跤。
红酒掉到地上跌碎,膝盖摔得很痛,碎掉的玻璃片不小心划破了手。
仝亘生将她痛骂了一顿,连连说着浪费，责备她打碎那瓶昂贵的红酒。
还是妈妈抱着景玉,哄她，擦干净她脸上的泪花儿，清洗伤口。
景玉很少能体会到什么严厉的父爱,她只有抠门的父爱。
在父亲眼里，她受伤没什么，谁家的孩子小时候没受过伤？磕出几个口子？愈合了就没事。
但红酒跌碎了，不会再复原，四舍五入,他亏了一笔钱。
景玉的妈妈从小娇生惯养，性格说好听点算迷迷糊糊,不太好听的词语叫冒冒失失，总是容易丢东西。
景玉小时候也喜欢丢,但每次弄丢后，都会被父亲指着骂一顿。
时间久了,长够心眼。
景玉虽然不再丢东西，但长大后的她，对“丢东西”这件事情,仍旧有着本能的恐惧。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之中，她近乎强迫症，会反复地确认着自己钱包的东西还在不在，门有没有上锁，柜子有没有关好，卡和证件有没有放在夹层中。
有时候半夜想起，还会忍不住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去确认仔细。
这些童年中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就像是一道细小的伤口，无伤大雅，现在已经不痛了；但在特定的时间，这些没办法被抹平的、留下痕迹的伤口还会提醒她，你害怕。
就像昨天丢了金簪，在面对克劳斯的第一瞬间，景玉甚至害怕他会因此骂自己、埋怨。
什么“天天丢三落四”“你就不能小心点”“我早和你说过……”这种话。
景玉做好了面对这些话语的准备。
但是克劳斯没有。
他陪她去了状况糟糕的草坪，给她披上自己外套，陪着她耐心找。
对方清楚她心疼钱，还连夜订做了一模一样的送到警察局，假装是她丢掉的那个。
在看到金簪的瞬间，她差点、差点都要心动了。
冷静下来后，景玉将两个簪子都收起来。
她决定，以后就算缺钱，也不会卖掉这两支。
下午时分，景玉又去了酿酒厂。
她现在勉强能听清老板那口音浓重的话语，一同去的还有玛蒂娜，这个看上去有些削瘦的数学爱好者头脑清晰，提前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两个还在读大学的女生在遇到这种状况时候，一点儿也不弱气，一板一眼地向老板索要未能履行合同的赔偿。
老板也按照合同办事，痛快地支付了一天的违约金——
景玉担忧啤酒卖不出去，签订的合同也谨慎，每两天订购一批，签的合同也是两天的。
这家啤酒厂籍籍无名，哪里想到被姓仝的姐弟俩背地里使坏搅和。
景玉拿着这些赔偿金回去，和同学们分了分，一群人聚在一起，认真商量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啤酒节总共持续16天，这个阶段吸引来的不仅仅是本地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是个推销品牌的好机会。
事实上，景玉一开始就打起电商的主意——国内的淘宝越来越火，线上的亚马逊，还有其他一些购物网站也在逐步被众人接纳。只要口碑和名气有了，景玉他们的啤酒项目完全可以往外推广，而不是仅仅只考虑线下售卖，不止局限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其他城市。
这也是景玉的一个私心。
一开始她自掏腰包拿了钱、以及品牌检测认证、转让的部分手续费，理所当然，这个啤酒品牌的所有者也是她的名字。
这些项目中的同学知道这些，景玉事先说明过，这些人并没有反对。
他们只把这个当作业，但景玉把它当成了可以持续性赚钱的一个项目。
在这种情况下，景玉心焦的程度也比其他人要深。
今天没有啤酒，没有去特蕾西草坪，恰好克劳斯回来的早，看着景玉在房间中反复转圈圈。
克劳斯问：“小兔子，遇到什么烦心事了？有人抢走你的萝卜吗？”
上帝。
景玉就等着他这句话。
她急需要倾诉，一股脑儿把自己遇到的糟糕事情全都噼里啪啦抖落出来，仍旧陷在忧愁中：“如果错过这个节日，虽然可能不会影响小组作业的正常进行，但我总感觉自己失去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克劳斯问：“确认过酒厂那边的确无法提供吗？”
“是的，他们之前的客户主要的是当地的酒馆，最近旅行者增多，生意很红火，”景玉说，“您也见过酿酒厂，很小，产量低，啤酒厂那边为他们供应的酒勉强够。”
说起来，还是现在的节日特殊。
很多人在啤酒节前往慕尼黑，然后再去往法兰克福，行程规划的很满。
克劳斯慢慢地说：“对方突然买你的啤酒，准备做什么？”
景玉摇头。
她不知道。
仝臻他们组选择的项目是咖啡，要啤酒有什么用？
想来想去，只有给她添堵。
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