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
老林说，现在社会上治安很乱确实是事实。我有一个单位的朋友，贩运海产品，半夜从睡觉的地方，被当地生意关系的一帮人押走，装在麻袋里给扔进海里，幸亏我朋友裤兜里有一把水果刀，也幸亏手没有被捆着，用水果刀割破麻袋逃生，卡车也放弃了，在人家地界告也无门。
王国良接话，说，我知道江阴那边有个开长途配货车的，过长江轮渡经常被欺负。当地人直接把你备胎卸走然后再还给你，不给钱就打你。弄个破自行车往你车上扔，然后就管你要钱，不给就打。
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从今天来看，80年代初的“犯罪井喷”，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首先，我们看当时的社会背景。
那时候我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
但是，十年浩劫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扭曲了社会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价值观念被摒弃，无法再有效约束公民的行为。“砸烂公检法”，破坏了法治观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种道德沦丧的行为。加之刑法出台初始，各项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国门的开放，很多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国内。其中，相当一部分书籍和影视剧中，都含有大量的sè • qíng、暴力等内容。在这些影视剧和书籍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开始照猫画虎，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在公安机关抓获的流氓团伙中，就出现了佩戴“加州队长”袖标，沿路抢劫车辆和路人的重大案件。
其次，80年代初，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第一波农民进城就业正在发生。而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活跃的市场，带来货物和人员在城乡各地的流动。人们的流动，是旧有的治安管理体制不曾有过的经验。
同时，知青一代已经回城，也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应为不再为高中毕业的国有企业子弟分配工作，导致大批不能继续进行教育的中学毕业生等待分配就业，所以生出“待业青年”一词。
以上海市为例，当时待业人员接近40万人，平均每3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庞大的待业队伍中，既有大龄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轻的新增待业人口。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弄堂里，待业青年随处可见。他们一般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有的是知青返沪后没有按政策进入规定的单位，有的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暂时蜗居在家。
当时上海市还专门成立了生产服务合作联社的组织，这个经济实体性质的管理机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返城知青、社会待业人员兴办集体合作企业，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当时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此时，暴力与动荡的“文革”刚刚结束数年。
有一小部分青年闲来无事惹是非，逐渐组成了各式各样的流氓团伙。例如菜刀队、斧头帮等等，都是80年代初期比较凶残的流氓团伙。
这些流氓团伙欺行霸市、抢劫沿途车辆，殴打无辜群众。继而发展到进行盗窃、抢劫、shā • rén等犯罪活动，甚至大白天qiáng • jiān、挑衅年轻女性，“大白天做坏事”。
也有比较无厘头的案例。比方讲，流氓团伙竟然经常抢夺群众的帽子。有报道说，沈阳市总计有上万人的帽子被抢。其中，甚至还包括干警和部队官兵的大檐帽。
在这样的情况下，盗窃犯、shā • rén犯以及流氓团伙犯罪分子活动猖獗，层出不穷。群众的基本生活，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当时，年轻女性不敢晚上出门，白天出门也要当心流氓的骚扰，不敢穿比较暴露的衣服。一些流氓分子用刀片、小针等物品，刺伤年轻女性。至于手表等贵重物品，根本不敢携带。在一些比较偏僻的街道里，落单的民警或者部队官兵，甚至会遭到流氓团伙的挑衅。
后来有数据，说是全国公安机关受理治安和刑事案件的数量，1979年，公安机关受理刑事和治安案件，总计为70余万件。到了1981年，公安机关受理刑事和治安案件的数量达到了89万多件，其中6万多件属于重特大案件。1982年，立案数量的总数下降，但重特大案件的数量还在上升。1983年的前半年，在上海、辽宁、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地区，均发现了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
讲起来这一些，四个大男人都普遍摇头，唏嘘感叹。
另一边，在灶批间，正是热火朝天。有人择菜洗菜，有人正烧火做饭。
林家姆妈清洗鸡毛菜，对着小毛笑笑，说：“小毛，你学习好，可以教教我们家林树读书的方法。”
小毛笑着说：“林树他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一年了？”
“是的啊。只是他现在一天到晚到处瞎混也不是个事。我们也想让他去读港务局的夜校。”
王家姆妈搭腔，说：“讲起来林树，我就想起来小毛你那个同学‘四眼’，他们俩现在只要有空，就和港务局的一帮小年轻混在一起，东逛逛西逛逛，前一向他那个在屠宰场的阿爹还向我专门说起过这事的。”
小毛站定，想了想，说：“这个‘四眼’，其实我也一个暑假都没见着他人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