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一个冷清衙门，前途无望，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捞银子，保官位，贪腐行贿两项全能，但是唯独不会好好做事，这其实是如今很多衙门的现状，尤其是地方上，这种状况并不罕见。
而且说起来，这种风气之所以会兴起，其实和王振脱不开关系。
往前倒太宗，仁宗，宣宗朝，别的尚且不说，至少吏治尚算清明，这其中既有洪武朝严刑峻法的威慑，也有历代天子的约束。
但是到三杨逝世，朱祁镇偏听偏信，任由王振擅权，短短几年的时间，吏治便受到了彻底的破坏。
王振大肆收受贿赂，凡入见者，少则需进百两，多则上千两，令官场之上，行贿之风盛行。
卖官鬻爵，将朝廷官职明码标价，更是让铨选制度形同虚设，无数德行不修，只知熘须拍马之辈走马上任。
这些人到任之后，对上阿谀奉承，大行贿赂之风，对下盘剥百姓，消耗民力，令官场风气污浊不堪。
朱祁玉当然能看得出来，刚刚在殿中，陈镒感叹于他对吏部的轻拿轻放。
但是，除开对王文的偏宠，朱祁玉更清楚的是，去岁的京察，本质上并不是一次彻底的以澄清吏治为目的的行动。
那个时候，他刚刚登基，朝中有大量顽固的太上皇一党，与其说那是一次整饬吏治的行动，其实更像是以吏部为尖刀排除异己。
不管外界如何议论，但是朱祁玉自己，对于这些事情，认知是很清晰的。
那次京察，衡量官员的标准除了才能，德行，更重要的是立场。
借着那次机会，他把一些德行不修，才能不足，更重要的是，立场坚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给统统贬谪了出去。
但是，出于稳定朝局的考虑，很多立场中立或者是亲近新天子的大臣，哪怕存在问题，也依旧没有过分苛责。
如果纯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这样做其实是有问题的。
可是，朱祁玉心里也同样明白的是，很多时候，道理和利益，是要取平衡的。
他当然不是朱祁镇那样任性妄为的君主，也不是嘉靖那样只顾利益的权谋之徒，但是，这不代表，他是一个只会拘泥于道理的君子，该变通时变通，该持正是持正。
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么，坚守本心，一切就不会出错。
至于这其中的取舍得失，是一个君王也必经之路，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并非整饬吏治，那么，拿这一点来苛责王文，显然是不妥的。
只不过，这些话，明面上不能说出来而已，落在朝臣的眼中，也只能是天子对王文的偏爱了。
当然，即便京察的核心目的不是整饬吏治，但是，也对澄清官场是有一定作用的。
至少，朱祁玉能够担保的是，如今的朝堂上，重臣当中，大多是能够持正的。
似于谦这种纯纯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全心全意为大明奉献的道德模范就不说了，其他的重臣，诸如沉翼，陈镒，乃至是江渊，朱鉴这些人，固然性格各有不同，立场也有殊异，但是至少在德行一道上，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当然，身为朝廷重臣，他们也不可能跟于谦一样，纯靠俸禄过日子，常例银子，炭敬冰敬之类的灰色收入，该有还是有的，不过贪污受贿这种事情，基本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朱祁玉是有把握的。
这也是他迄今为止，除了于谦和王文之外，鲜少对大臣有所偏宠，或者说基本没有将很多大臣收为左膀右臂的原因所在。
天子的信任，很多时候其实是双刃剑，稍有不慎，若是宠信的人德行不修，那么，便是奸臣奸宦，对于朝堂社稷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天子居九重，不偏不倚，实际上才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可惜，这基本不可能做到。
而且，即便是朱祁玉能够谨慎自守，但是，如今能够保证的，也只有朝堂上重臣的基本操守，底下的很多官员，依旧旧习难改，上林苑之事，就是一次典型事件。
京城官员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地方上，只怕更是严重。
这些事情，朱祁玉心中都有数，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帝王，最重要的，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能任性妄为，哪怕做的是对的事，也是一样。
借着上林苑监一事，朱祁玉原本可以掀起一场吏治整顿，但是，显然，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吏治固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军屯，互市，漕运，赋役，朝廷当中亟待处置的事情有很多，还是要一件件来。
至于财政问题，它跟吏治息息相关，但又不尽相同。
还是那句话，历来财政，无非开源节流，所谓节流，实际上就是整顿吏治，清查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