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孙太后与上皇都被软禁于宫中，而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开始刻意与沂王虞见深，国舅孙继宗拉开距离。
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汪文则势如雷霆，在短短两日间，将十数名五品以下的文臣，以各种理由调离京城。
这个品级的官员任免，无需经内阁讨论。汪文身为当朝‘天官’，直接可决断他们的去处。
原本吏部当中，还有左右两位侍郎掣肘。
可此时因金刀案的缘故，这二位都在此事上保持了沉默。
而朝中以‘襄王’为储，请天子立皇太叔之议，也声势渐盛，开始遍及朝野。
此时不但‘议储’之争渐有失衡之势，内阁当中也形势剧变，朝廷内外弹劾高谷，商弘，萧磁三人的奏本，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就连绣衣卫都督同知左道行，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有一次他与李轩见面，就向他诉苦，说是襄王府那边已纠合了一群宗室，连续三次上书向监国虞红裳求情。
他们还找到了左道行，问他因何故将长宁郡主虞云凰关押？是否有确实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是否能尽快放人？
然后都察院那边也在关注，几位御史陆续前来意图探看虞云凰的情况。
因襄王承嗣一事，已在朝中形成公议，成为一件大概率的事件。这位贤王一言一语，都可在朝中掀起莫大声势。
左道行的眼里只有景泰帝，并不在乎襄王怎么看他。
可问题是他下面的人扛不住压力，不是谁都敢开罪一位未来帝君的。
这就导致他对绣衣卫诏狱的控制力度，进一步的下降。
让李轩略觉惊奇的，则是沂王虞见深。
这位前太子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他没有就此放弃，依旧孜孜不倦的为金刀案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