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仔细再一观察，就注意到更多不对劲的地方。船舱里除了他们三个，其他乘客一共有十五人，其中只有一个浓眉细眼、留着一把络腮胡子的汉子戴着个瓜皮帽，正靠在舱壁上打盹。在他身边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长得眉清目秀，戴着个小帽，看上去像个跟班小厮。
至于另外十三个人无不是身强体健，一看就不像是寻常人家。他们每个人腿边都有一个厚厚的布袋子，都靠在腿上放着。那袋子里的东西似乎很沉重，船身摇动时，那些人便把手扶在上面，以防砸倒。
“莫不是刀剑？”刘起荣心中一惊。心说自己真是够笨的，也不说好好看看就上了船，想到这里，他便冲两个手下分别打了个眼色。
在之后的半天航程里，刘起荣注意到除了那个戴瓜皮帽的大胡子有时会跟其中一个年轻汉子去船尾交谈外，其他人几乎都不怎么说话，即便交谈也是低声耳语，像是有什么事必须要保密一般。
刘起荣由此断定这些人搞不好就是私盐贩子，应该是去海州办私盐的。于是他便趁着起身去船尾舒展身子的工夫，跟两个手下做了交待，千万别惹这些人。
这年月从事私盐贩运的，无不是人多势众，贩盐量最少也得几万斤起，最多能到十几万斤。要是半路遇上稽查的官兵，只要官兵人数不多，那就是拔刀子直接砍，shā • rén灭口了事；因为一旦被抓住就是杖一百，轻则徒三年，重则附近充军。
之所以会这样，还是因为乾隆晚年愈发倦政，导致吏治愈发松弛而腐败不堪，整个社会都浸透在病态的官场体系中。
就盐业领域而言，官府对盐业的无限需索摊派，以及各级盐务官员对盐商的敲诈勒索，导致浮费日增；成本高了，盐价自然高涨。
话说从淮盐在湖北、湖南的批发价变动来看，淮盐从乾隆七年的每引6两8分2厘白银，如今已经涨到了每引12两4分9厘之多，四十多年足足涨了一倍。（乾隆时期两淮每引食盐是344斤，六月每引加耗15斤，七月加耗10斤，八月加耗5斤。）
不考虑加耗的话，平均每斤盐是三分六厘银子，再加上运费、损耗、路上税费，到了门市发卖，折合制钱的话差不多就是四十多个钱一斤。
一个壮劳力年均要吃五斤盐，共需二百多钱。一年的工钱是一两二钱，不到一千二百枚制钱，仅吃盐的开支就要占去六分之一。
某人说何必贩私盐，咱能不能多搞点腌咸鱼代替私盐呢？
嘿嘿，古代官府早就防着这一手了，人家有专门的鱼盐；为了将腌咸鱼的盐与官盐区分开来，官府将纯度较低的盐用橄榄菜染成红色，再将其晒干。
同时官府明文规定，凡是渔民出海捕鱼归来，都必须将捕捉到鱼的数量以及需要的盐用量如实汇报给官府。官府会派专人前来核查，确认情况属实后会给渔民发放凭证，而渔民也可凭借凭证才领渔盐。
腌咸鱼这事，基本上就是一斤盐十斤鱼，小样儿的想蒙朝廷？还嫩点。
刘起荣并不知道，同船的人里，那个长着络腮胡子、头戴瓜皮帽的家伙的确跟盐有点关系，此人还曾在北海镇腌了好几个月的咸鱼。
到了下午，随着一个年轻微须的汉子一声令下，那些人这才纷纷摘下了竹编帽，擦着头上的汗水。刘起荣一看这副令行禁止的架势，不由暗暗心惊，更加确认这些人不是善茬。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等船家端来饭菜，刘起荣三人顿时就没了胃口。他们在襄阳城和荆州广招门徒，整日吃香喝辣，好不快活。出来二十多天了，一直是风餐露宿，紧赶慢赶，每天在船上不是青菜豆腐就是鱼，早都吃烦了。
此时就听那头戴瓜皮帽的汉子骂道：“怎的又他娘的吃鱼汤，都快把老子吃吐了！”
那船家看那汉子衣着光鲜，说话粗鲁，便陪着小心道：“这位老爷，咱是小本生意，这船上只有青菜鱼米，别无他物，实在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