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伊尔库茨克。”
“那地方我知道，我有个亲戚，头几年......”
随着一杯又一杯有人请客的上等伏特加下肚，马尔托夫的话匣子也逐渐打开。年轻人一开始先是聊了聊酒馆的生意，随后便将话题转向了包税制。
话说包税制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征税形式，十八世纪的法国包税商可以说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商人群体。
对于沙俄帝国而言，包税制的缘起与蒙古人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四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得益于其充当了金帐汗国最为得力的包税商。而当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这种包税制的传统也就沿袭了下来。
包税制征税对象就有很多，关税、盐税、酒税都可以包，而酒税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是国库收入的大头，超过了一千万卢布，占了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同时政府的包税法严格规定了包税商的酒类销售价格，其目的是在压低包税商利润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事与愿违，这样的规定不仅没有提高政府收入，反而使得政府的酒税收入逐年下滑。
已经喝了两瓶伏特加的马尔托夫红着脸对年轻人抱怨道：“那些老爷，官老爷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地区伏特加的销售总量......年轻人，到底卖了多少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年轻人点点头道：“也就是说，酒税收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你们这些包税商。”
“说的太对了！年轻人，干一杯！”
从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叶尼塞斯克跟其他沙俄地区一样，基本上是以酒类零售包税为主。各地区每四年进行一次竞标，于是包税商们就拥有了某一地区的酒类零售垄断权。
酒类零售的包税模式，促使包税商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方面不择手段的扩大伏特加的销售量，另一方面则或明或暗的提高伏特加酒的价格。对于政府而言，这种模式固然大大降低了酒税征收所需要的行政成本，但随着伏特加销量的不断增加，政府也失去了对酒类销售的利润及其社会影响的控制。
也就是说，由于沙俄政府缺钱，由此促进了酒类包税制的发展；而对于酒类销售行为缺乏控制，导致普通俄罗斯人渐渐变得贪杯。
所以话说回来，俄罗斯人其实并不是天生就爱喝伏特加。不是说生活在高寒地区就一定喜欢酒，获取足够的食物才是第一位的。在连粮食都不够吃的时代，用粮食酿的酒只能是奢侈品。早期俄罗斯人即便是喝酒，也只是喝啤酒和蜂蜜酒。
酒税包税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与其相关的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沙俄政府规定，包税商必须销售标准烈度为四十度的伏特加，同时要求每桶的售价是三卢布。
而身为前包税商的马尔托夫告诉年轻人，一桶伏特加的成本价至少得是卢布，再加上自己的运营成本，每桶伏特加至少卖5~6卢布，他才不至于亏本。
在这种情况之下，沙俄治下的包税商们要么就给酒掺假兑水，或是提高售价，要么就是向政府官员行贿。所以沙俄的包税体制已经成了“制度性的腐败”，对包税商来说，整体环境就是如此，没人会遵守法规。所有人只想着一件事情，如何钻法律的空子赚取最大的利益。
这顿酒喝了差不多得有一个多小时，乔装出行的赵新也大致明白包税制在北海镇治下必须要废除，同时还得从源头上控制住粮食交易和酿酒作坊的生产。
同时他也更加清楚了丢失整个西伯利亚对沙俄政府意味着什么，好大一笔国库收入没了！
赵新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正打算起身离开，就听门洞里又有人大声道：“有啤酒吗？”
话音未落，两个本地哥萨克就走了进来。
马尔托夫此刻已经有些醉眼惺忪，扶着桌子起身道：“没有啤酒。”
“放心吧，犹太佬，我们给钱。”
马尔托夫这会已经看清这两个客人他认识，于是大声道：“上帝啊，难道我还能骗你们？克留奇科夫老爷，请相信诚实的犹太人吧，没有啤酒啦！”
另一个哥萨克大叫道：“胡说，你这个犹太佬！”
“真的，克留奇科夫老爷！我已经说过啦。”
“你还是……”两名哥萨克大怒，正要冲过来揪住对方的衣领，就看见了面无表情看着自己的那名中国人，两人于是忍了下来，随即把手伸进裤兜掏出几枚铜币。
“给我们拿酒来！”
马尔托夫用小手指头把铜币压在手巴掌上，放下翻着的眼皮，摇摇晃晃的去了柜台后面，嘴里嘀咕道：“神气什么，不过是中国人的手下败将。”
两天后，由北海军军管会署名的一封告示贴在了城内的各处告示栏里，其内容立刻让叶尼塞斯克城内的犹太酿酒商，同时也是包税商人们大吃一惊：
一、取消沙俄统治时期所有专卖商品的包税模式，之前包税商人们拖欠的税款限一个月内缴清；二、每年用于酿酒的粮食不得超过当地农业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三、严禁走私粮食用于酿酒；四、所有开设的酒馆或是提供酒类的旅店，必须要向军管会申请“酒类专卖许可”。
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群包税商在看到布告后顿时就懵了，他们很清楚这份告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几个世纪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被剥夺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醒过味来，仅隔了一天，第二份告示出来了。
其内容是北海镇军管会将为愿意留下务农的犹太人提供国有土地，每户一百市亩，约合俄亩。不过位置并不是在本地，而是在几百公里外的下乌金斯克和图伦地区。同时军管会还将提供从事农业生产的贷款。另外，北海镇还将开办中文教学的犹太学校，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
这种打一巴掌给一甜枣的政策，立刻就在本地犹太社团内引发争议，由此也将原本紧密的犹太社团分成了正统派和改革派。
前一个条令的出台，最终导致了叶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酿酒商们纷纷破产，他们原本兼营的高利贷生意再也无法维持。那些破产的犹太人有的离开了北海镇治下，回到了沙俄的领地，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或是转为手工业者，加剧了当地的行业竞争。
而后一个条令的出台，使那些原本贫苦的犹太人兴奋万分。从1791年的春天开始，大约有一千多个家庭、六千多名犹太人离开城镇，拖家带口的前往上述两个地点。
相较于之前定居的俄罗斯农民，犹太人几乎都不使用雇佣劳力，而他们的播种面积却比俄罗斯农民多一倍，跟那些从带清来的新移民一样的勤奋。
在1792年由民政部召开的西伯利亚地区农业博览会上，犹太人的畜牧养殖、林木栽培、谷物、烟草、桑蚕等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农业上的丰收和北海镇的政策，让这些人看到了摆脱贫困的方式，把自己对生活的希望与这片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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