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刘孟仁还是不了解北海镇。不过这也正常，他一个偏远山区的县衙司吏，就算再如何耳目灵通，也顶多是一县之地的十里八乡，不可能对远在数千里之外、而且还被满清严厉封锁消息的“北海贼”有个正确的认识。
四年前北海军攻打荣成、文登二县，在周边乡村招募贫苦农户的时候，刘孟仁还只是个户房的书吏。后来北海军走了，原来的知县和典史都被朝廷革职问罪，六房的人也都来了个大换血。新任县令周履端上任后，他靠着巴结行贿周履端的长随和幕僚，又通过曲线策略讨好知县夫人，掏空家底，连借带凑的孝敬了一千多两银子，才当上了户房典吏。
如今刘孟仁才干了不到两年，借的银子还没还完呢，北海军来了。而且跟四年前不同，北海军这次连新衙门的牌子都挂出来了，明摆着一副扎根不走的架势。
面对老婆在家不停的数落埋怨，刘孟仁考虑了一天一宿，最后决定赌一把，趁着“新朝”初来乍到之际，带头投靠，以求博取富贵。他今天来拜见孔绍安，是希望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再想办法继续接管文登县每年的包揽钱粮工作。
谁知孔绍安上来没说两句就提到了“顺庄册”，这如何不叫他紧张？虽说刘孟仁对文登县六都五十里的私册在谁手里是一清二楚，可一旦说了，文登县的宗族大户他就要得罪光了！
“顺庄册”的全名为“顺庄实征册”，在某些省份也叫“红簿”、“鱼鳞簿”、“廒军簿”；里面罗列了全县各户应纳的粮、银、米数，推收和税收的变动情况，以及土地归属权的变动，是查清基层赋税和耕地情况的重要依据。
每年八月之前，县衙就要确定下一年应征的钱米总数，然后由户房典吏召集里书、甲书按照本县应税的田亩数及税则，分配到各都、图、里、甲的花户头上，再将其登录到册籍上，呈报县令。
之后各州县要在十月底之前，将“实征册”报送本省布政司铃盖印信，于第二年开征前再发还各州县。县衙户房会根据册子上的数据开出滚单--也就是三联税收通知单，里书、甲书要把单子发到每家花户，让他们去乡里或是县衙自封投柜。
实征册在县衙和里书手里各有一本，按说内容应该都一样，但是在由下往上的编制过程中，书吏手里的那份实征草册才是最原始、最真实的基层实征底册，也叫“私册”，而放在县衙的这本叫“存县之册”。
从古至今，无分贵贱，不想交税是所有社会人的天性，纳粮的花户为了逃税敢糊弄县令，但却瞒不住书办，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中的“私册”能够随时跟踪人户与田产的转移与买卖，知道该向谁去征收钱粮。
因为朝廷不给底层胥吏发工资，想当里书这种肥差就要花钱，还得给户房的相关人员送规费、请酒席，上下勾连、营私舞弊就成了必然。他们首先会在“存县之册”上做文章，一般采用的手段是字迹潦草，或是将税则款项罗列繁多、计量单位写的晦涩冗长，即便是县令看了也如同天书一般。
个别县令因为完不成税赋任务被逼急了，就会主持编纂实征册或者清丈土地，通过重新编制丈量册等方式来获取对于乡村人丁土地等税源的掌控；也有的会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式，私下协议花一大笔钱买回私册的控制权。不过等这一任县官任期结束调走了，下一任又得回到老路上。
对孔绍安来说，他固然可以通过工作队下乡重新清丈土地和编纂户籍册掌握地方实际情况，但势必会将工作队的大部分精力都浪费在和宗族大户、花户们斗智斗勇上，不耗个一年半载的不算完！
所以北海军工作队在下乡之前，必须要掌握“私册”的下落，甚至提前拿到，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刘孟仁此时的内心正是天人交战，喏喏道：“主任，另一份实征册，不在小人手里......文登一共是六都五十里，每里各有一册，此事须去问那些里长和甲长就清楚了。”
孔绍安一看他这样子，大概明白了几分。眼下他正需要刘孟仁这样的帮着做事，熟悉地方情况，恢复经济秩序，不能一上来就直接惩办。他随即舒展眉头，想了想措辞，语气和缓的道：“刘先生，我知道在满清治下，你们这样的属于不入流，要是没个举人功名，一辈子最多止步于典吏。很多人更是连个编制都没有。”
“主任英明！小人也曾读过几年书，也曾考过秀才，可实在没那命，只好托人在衙门里混了个差事，养家糊口。虽说小人之前担任的典吏乃是县衙经制吏目，可那也是五年一任，到期必须退役。”
清代州县各科房的办公人员大致分为三类，即典吏、经承和散书。以刘孟仁所在的户房为例，只有他才有正式编制，其他人都属于合同工性质。
“嗯！”孔绍安点点头，问道：“我来和你说说北海镇是什么情况。像你和你的手下这样的，在我们那里可都是专业管理人才。所谓术业有专攻，仅论在收税、户籍和土地管理上的知识经验，即便是进士出身的翰林跟你相比也望尘莫及。在北海镇，我们将你这样的归类为“技术型人才”，是要享受高薪待遇的。”
刘孟仁虽然不明白啥叫“技术型人才”，可对方在夸自己还是明白的，于是连忙拱手道：“主任言重了，这都是些乡间的微末闲杂事务，入不得上官法眼！”
“不！正是由于有成千上万像刘先生你这样的人，才能构建起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和土地管理体系，没有你们的辛苦工作，那些高高在上的巡抚、总督和尚书，甚至是皇帝，是根本无法治理好国家的。可是满清给你们的薪酬待遇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以为，与其说是胥吏贪婪，还不如说你们没有拿到与工作内容相应的报酬。”
听完孔绍安的话，刘孟仁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流从心中涌起，鼻子也有些发酸。当了二十多年的胥吏，从来都是听人说“胥吏之害”、“天下胥吏都该杀”之类的话，今天还是第一次有上官将自己这些人的地位说的如此之高。
的确，自己这些人是贪了些，徇私舞弊的事也没少做，可问题是朝廷发给自己这些人的工食银，每年最多不过十二两或七两二钱，平均每日不过二三分银，仅供夫妇一餐之用，就这样还经常不能足额发放。另外每月下乡办差的交通、住宿、饮食、以及人情往来的开销要自掏腰包；每逢年节还要给上官和其幕僚亲随送礼；更甚者，遇到灾荒年月还会扣减工食银。要是不以非法手段取之于民，简直把一家老小往绝路上逼。
刘孟仁擦了擦眼角的湿润，正想着如何回话时，就听孔绍安语出惊人道：“在我们北海镇，像你这样具有专业才干的人，一个副县长都可以当得，要是干的好，还能当县长。”
刘孟仁难以置信的望向孔绍安，对方抛出的大饼把他砸的有点懵。自己这样的还能当县丞，甚至是县太爷？天啊！那可是正牌子举人进士才能坐的位置。
“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吧？”孔绍安微微一笑，继续道：“北海镇治下的很多县长和副县长都是从大字不识的农民一步步干起来的，一点都不稀奇。至于他们每个月的薪酬么，30两银子起步，最高的可以拿到50两一个月。干的好的话，年底还会有相当于一到三个月薪酬的奖金。”
“啊！这么高！”
刘孟仁是算老了帐的，稍加心算就得出了450两~750两的薪酬区间，而满清朝廷下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也不过是45两银、45斛米、外加几百两的养廉银。当然了，县令更得贪，不然他那点银子也是过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