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之后，明代遗留下来的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运输非常困难；即便是耗尽云南全省之力，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
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大人，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桂递来的折子，你看看吧。”
和珅闻言，随即躬身上前，从太监手里双手接过折子，打开观看。
这是吉林将军庆桂（尹继善之子）和宁古塔副都统阿林共同发来请罪的折子，上面奏报的是流放犯人林阿撞、鲁寿山、潘秀成、雅宁、揭三子等人，先后逃脱，同时二人已派兵缉拿。
和珅从一干逃犯的名单最下方，看到了两个名字：徐寿南、徐福南。
这是？和珅目光凝聚在这名字上，仔细回忆了一下，片刻之间，如电光火石，他脑海里就涌现出一个人名。
难怪乾隆会不高兴了，原来是这两个人。
可是，在和珅的记忆里，这兄弟二人当年发配时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五年过去了，那么他们现在也不过是八岁和六岁的孩子。
他们究竟这是如何逃脱的呢？其中定有隐情，搞不好就是有人里应外合。
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和珅将奏折交还给太监。随即说道：“主子，奴才以为这事无须挂怀。”
“嗯？怎么说？”乾隆见和珅如此说，有些好奇的问道。
“奴才以为，那两个逆犯之子，大的不过八岁，小的也才六岁。即便事发之前有人接应，可带着两个孩子，又能跑多远？且宁古塔本就是苦寒之地，离京师近万里之遥，那些流放此地的成人在冬日尚且难捱，何况两个孩子？如今已过十月，极北之地，朔风暴雪之下，奴才料定那徐家那两子熬不过这个冬天。故而主子只需命庆桂和阿林派兵紧守道路关卡缉拿即可。”
乾隆听完和珅的奏对，面色稍霁，他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有人里应外合，将徐家两子救走。而背后主谋才是乾隆最关心的。
想到此处，乾隆也只好先将这事放在一边，稍后他会拟旨给庆桂，命其严加缉拿并审讯相关人等便是了。
烦心事不提，乾隆随即眉头展开，对和珅道：“你给朕说说，明年南巡的事安排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