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一贵，原本朱怡成就没想把他怎么样，之所以把他召至南京主要是看看这个人，另外福建初平，朱一贵在福建名气太大，手下义军人数不少，大明如想在福建长治久安，必须对福建上下进行治理，其中就包括对义军的整编和遣散。
如果把朱一贵留在福建，做这些事必然很不方便，朱一贵不是陈五显，陈五显兵败后投靠朱怡成，虽然他在福建的名气也不小，但陈五显已无自己嫡系，把陈五显在福建亮出来取的是他的名而不是他的势。但朱一贵就不一样了，这人年轻，名气大，手下还有数十万义军，这些义军结构又是鱼龙混杂，如果朱一贵呆在福建的话朱怡成很不好下手，一旦闹出点事，那么刚刚收复的福建就得再起波澜。
考虑到这些，朱怡成找了个借口就把朱一贵召至南京，同时也想看看此人是否可用。毕竟在后世朱一贵也算是留名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朱怡成难免有些好奇。
至于所谓的交城荣顺王朱美垸旁支后裔，这对朱怡成来讲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别说朱一贵这个旁支后裔根本就说不清楚，就算他是交城荣顺王的直系后裔又如何？区区一个百数年前就被除了国的郡王后裔还能翻出什么事来么？可别忘记他朱怡成才是正统皇族，洪武至今，朱家繁枝叶茂，后人数不胜数，民间有姓朱的能和皇家攀上几分亲的多了去了，哪里缺朱一贵这么个人？
没想到朱一贵这人倒是一个聪明人，不仅一眼就猜出了朱怡成的身份，而且还向朱怡成主动请罪，如此知趣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交谈一二后，朱怡成顺水推舟，索『性』借荣顺王一事为由，先狠狠敲打了一下朱一贵，随后法外开恩，又让他安排入总参谋部，令本以为『性』命不保的朱一贵先是胆战心惊，随后又感恩戴德，轻轻易易地就把此事给了了。
安置朱一贵只是件小事，对于朱怡成来讲他还有更大的国家大事要办。在老曹老铺的那顿鸭子吃的不错，同时也亲眼目睹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想法，尤其是那些食客们对于满清和大明的比较，以及相互间对农商看法之辩，和曹小二口中所说的大明赋税和反贪之事，朱怡成听的是尤为上心。回到宫中，朱怡成细细思虑几日，特意招来邬思道等人商议一番后决定推行三事。
第一件事，是四民之论。士农工商四民说，在中国已流传千年，尤其是儒家学说自宋朝朱子后对于四民之说更甚。在民间，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是众所周知，而商人虽有钱，但地位低下，再加上明朝开国后又采取特殊的户民制度，导致各阶级矛盾加剧，尤其是军户、匠户和商户制度，到明中后期几乎崩坏，这也是明中后期文人全面压倒各层阶级，扰『乱』朝政，同皇帝争夺权利，甚至不顾天下安危以一己私利致使国家大坏的主要原因。
崇祯皇帝死前曾经感叹过“朕非亡国之君，臣均亡国之臣”，还咬牙切齿咒骂满朝官员皆是可杀之人。这虽然是有着崇祯『性』格上的弱点，刚愎自用又无担当，做事只顾眼前利益而无大局所至，但他所说的几句话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道理的。
四民之论，导致阶级对立，更形成了文人一家独大的场面。这点，朱怡成心中是一清二楚。早在宁波时，朱怡成就刻意扶持军中势力和商人，以模糊四民之论，逐步提高军人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因为势力不大，地盘还小，投靠朱怡成的文人也少，他这样做倒也没什么阻力，可当拿下浙江和南京后，随着大明正式重复，这天下看好朱怡成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科举一开，本就拥有科举优势的文人逐渐开始占了上风。
虽说无论是廖焕之还是邬思道，他们这些文臣gāo • guān既是读书人，同样也是明白朱怡成所想的老人，对于朱怡成平衡四民的策略一向不反对，但同时作为文人出身的他们，从立场而言却又不免会在有些时候倾向于文人。
长此下去，历史必然会走入一个死循环，百年之后，这大明恐怕又会如明中后期那样继续形成一股强大的文人阶级，从而使整个国家不思进取，最终腐朽。
对于这，朱怡成当然是不愿意看见的一幕，而且从他在曹家老铺所听闻的话中已经有所感觉，这民间的风气正向自己不愿看见的方向悄悄发展着。
故此，彻底废除四民，打破各阶级之间那道无形的壕沟，这是必然要做的事。当然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其所拥有的知识带来的优越『性』必然会使得文人对这种政策有所抵触，而且如果处置不好的话，甚至会引出大问题来。可别忘了，这文人虽然大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杀只鸡都得晕半天，但他们这张嘴皮子和手中的笔却是不饶人的。朱怡成可不是已经君临天下手握大权的朱元璋，何况就算是朱元璋当年也没做到这步，所以朱怡成只能推行温水煮青蛙的政策，先是放宽和继续模糊四民之论，在民间彻底消除户民制度的残余，开放军人和商人入仕的通道，同时也加强治下商业建设，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改变现状。
在朱怡成看来，老人家一句话说的非常好，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责任不同。只有彻底消除了这种传统概念，那么这社会才会进步起来，国家也会越来越强盛。
当然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新的阶级产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种进步，这种新的阶级取代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断给社会带来活力的推进剂。
第二件事，关于赋税和贪腐问题。这两者可以说是一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还算不错，无论赋税方面还是贪腐都控制的比较好，当然也是因为大明初复不久的原因。
一个王朝或者说一个『政府』，从一开始总是有些新气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阴暗面就将逐渐暴『露』出来。可以说，历代王朝都逃不过这些问题，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在和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所以才有那么多因为赋税而爆发的战『乱』，甚至财政崩溃导致的王朝更替，也有不断**到反腐再到**连续不断的恶化。二者合一，形成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怪圈。
这些问题其实到二十一世纪依旧存在，朱怡成也从来没有奢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能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也是他建立铸币厂和银行以控制金融，减少损耗，然后又以养廉银方式减少贪腐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各项监察制度的建立，还有手中锦衣卫的控制，以做到有效的防范。
但这些依旧不够，对于监察的严格还需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其实历代王朝统治者也想到了这点，这也就是民间所谓“告御状”的形势，但这种形势往往只是形势而已，经明朝一朝，也就是朱元璋在位时做到了，但以朱元璋的强势却也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实施这种方式还需要两点，一点是言路的畅通，第二点就是三方的监督。开民智，保证言路畅通，再加上非官方的第三方监督是必要的。虽然这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但能够保证以最大限度把问题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这就是朱怡成所需要的。
既然谈到了以上两点，尤其是第二点，那么就不能不说第三件事了，那就是言论。
前面说过，文人嘛，善于用嘴皮子和笔杆子，言论是一个好东西，它既有好的一面，可同时也有令人害怕的一面。适当地控制言论，或者说引导言论，这是统治者必要的手段，也是稳固统治的有力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今大明还未真正获得天下，这天下最强大的对手清廷依旧拥有比大明更为雄厚的资本。朱怡成心里很清楚，一旦有所失误，那么所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无法挽回的。许多胜负不仅是在战场，更在战场之外。
清廷在神州还有大量的地盘和充裕的人口，清廷依旧以正统自居，神州大地上，许多人依旧还愿意做清廷的奴才。至于那些义军，无论是祝建才或者是川中的王致清，他们所用的手段是用宗教来控制，在所被控制的人中，他们当然视之为“救世主”，沉浸在打造一个极乐世界的幻想之中。
那么在这种时候，言论就极其重要，或者说宣传。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的臣民，同样也告知这神州大地所有的老百姓，争取他们的民心，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为此，朱怡成决定在除六部和总参谋部之外再成立一个部，而这个部就叫宣传部，宣传部顾名思义就是以言论出发，控制和利用宣传的部门，但这个部究竟用谁来负责，关于这点朱怡成手上却没有人，为此他委托廖焕之和邬思道等人看看有谁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