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阴冻毕释。
春分中，雷且发声，玄鸟巢。可种禾、大豆、苴麻、胡麻、地黄等。
到了农历三月，就“清明谷雨杏花盛了，时雨降，可种胡豆、胡麻。
昏参夕，桑椹赤，可种大豆；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利沟渎。
清明后十日封生姜，至立夏后芽出，可种之……”。
崔寔不迷信，所以他的《四民月令》非常务实。
在写到农田水利方面时，他坚持“人力足以改造自然”的主张，极力称颂“史起引漳水灌邺、李冰凿离堆通三江，秦开郑国，汉作白沟”，主张“崇堤防以御水害”。
这实际上就是与传统思想，即荀况的《天论》一脉相承的反天命观点。
崔寔还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在述正月“陈根可拔”时，他自注“此京师洛阳地区之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早晏，不拘于此”
述二月种植禾，三月种粳稻，四月种大小豆，自注均提到“美田欲稀，薄田欲调”。
就是说，对农事操作，要随时、随地、随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有趣的是，以农为本，商业起家崔寔在其另一代表作《政论》中，却是这么说：“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
“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
“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
可见崔寔有着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