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是——”蒲郁说，“胡说的呀。”
学徒松了口气，也笑开了。
“日本人，可恨。汉奸，最可恨。”
听见这话，学徒蓦地顿住，嘴还微张着，他看见蒲郁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张记的贵客多是汪伪政府里的长官太太，譬如方才来电的吴太太，似乎同先生还很亲近。
蒲郁一下笑出声来，“那我‘张记’就是巴结汉奸的狗窝，外面的人都这样讲吧？”
学徒怔然道：“不是的……”
蒲郁仰头靠在沙发上，台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映出一滩光亮，周围愈来愈灰，到四周角落完全暗了，看不清浮雕。
静默中，她忽然说：“小廖，你有志向吗？”
“志向？”学徒慌张地在脑海里寻找措辞，“学成手艺，回老家开间铺头……算吗？”
“当然啊。”蒲郁过了片刻才答，“学有所成，开间小店，结婚生子，柴米油盐，寿终正寝，是多少人的愿景啊。”
尽管感受到先生不同寻常的状态，学徒觉得不该说下去了，可心底有强烈的情绪驱使他说下去，仿佛他不说，先生的话就停在这一刻了。他心下擂鼓，轻声说：“先生呢？”
“意气相期共生死。”[1]
“大约无法实现了。”蒲郁起身，慢慢走到窗边，挑开窗帘缝隙。除夕夜，路上的车辆少，声音尤为清晰，远远地就听见了。
轿车在楼下停泊，先是司机撑一把伞出来，请后座的人下车。隔壁洋人们的商店还亮着霓虹灯牌，细雨绯红，映在车顶，映在人随风而动的衣摆。
接着楼下门前的铃铛响了，学徒原想问“可是先生等的人来了”，自己也觉废话，说：“我去换一碟茶点来。”
“不碍事。”蒲郁转身，“劳烦你去趟摩西路三十七号，我订了餐，先前给忘了。”
“先生这样客气，哪里是劳烦。”
学徒拿着蒲郁的零钱包跑下楼，在拐角遇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彼此都是从未见过的生面孔。学徒朝他点头，一阵风似的从他身旁过了。
学徒走到底，看见门内站着两位穿制服的，估摸是那位先生的警卫。撑伞出了门，又见停着两辆汽车，其中一辆坐满了。
节前一两个月属旺季，达官贵人的古怪派头他也见过一些了，如此古怪的还是第一回见，不像张记的客人，倒像执行公务的要员。
楼上，蒲郁听着脚步声近了，在单人沙发上坐下。声音很轻，稍不注意就被雨声盖过去了。
当脚步在门厅前停下，蒲郁说：“稀客。”
身后的笑声很浅，从喉咙发出来的，声音更低，“搞得这么黑黢黢。”
二楼这间客厅常常被拿来办沙龙，空间宽敞。双层的窗帘挡住外面的光线，台灯只够照亮沙发这一隅，屋子的边边角角有什么压根儿看不清。
蒲郁回头，一手搭上沙发沿，如少女天真娇俏，“你怕了。”
忽地，悬顶的电灯亮了。来人的模样一下明晰，蒲郁看着他的手从开关上划下来，看着他迈步走过来，走到跟前。
任他居高临下的俯视，她还是那样笑着，好不明媚，“二哥。”
口红是花的，领襟有一颗扣子没系，本该穿着的低跟皮鞋丢得老远，她表情愈做作，愈令他心烦。
“理理好。”
“二哥教我好等。”
“你在等我？”早该出来的一声冷笑，他把挂在手臂上的大衣扔到一边的沙发上，松领结，还是烦，忍不住只手箍住她秀气的脸，“不是生病了么？我看你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同你讲我病了的？”蒲郁口齿仍清楚，“哦！吴太太请我去打牌，我看这除夕夜的，不好叨扰你们一家，借口称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