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他走上台上，她接着说，“再会。”
“再会。”他没回头，声音在楼梯间有微弱的回音。
蒲郁把糖盒藏着掖着带回房间。幸好施如令在写功课，没闲心关心别的，只随口问：“姆妈回来了？”
蒲郁说：“我也以为，结果是楼上吴先生。”
“小郁的耳朵也有不灵的一天呀。”
“又不是猫耳朵。”蒲郁自己提起“猫”，自己倒怔住了，耳根发烫。
早上与二哥分别，也是他非要说猫儿什么的，教人落荒而逃了。不成想被他当做生气的表现，要来赔礼告罪的。
像骗来的宝贝一样，她把糖盒藏在平时放裁缝料子、工具的藤编织箩筐里，珍重、谨慎。
可她还是有良心的，摸了一颗糖出来，在屋子里虚晃一阵，把糖放到施如令课本旁边，“哦，对了，方才吴先生给了我一颗糖。说是美国的，给你吃。”
施如令缓缓抬头，头脑里还没能放下功课，似有些胡言乱语，“糖啊，你吃吧，我不要。”埋头继续写，回过神来了，“吴二哥怎的这样，一颗糖？拿回去给蓓蒂吃也好嚜，让我们怎么分。”
楼上，吴先生在书房点上一支线香，揿铃唤何妈煮一壶茶来。
手中一张纸是高教授真正的口供，即使是口供，也如他为人一般一丝不苟。很难想象是会在酒会上嚎啕的人。那真是最深处的绝望才作出的举动。
「我与冯会长是旧友，早年同在日本东京留过学。我的独子学的商科，托了当时还不是会长的冯会长的关系进入商会做会计。这五年兢兢业业工作，直到前些日子丧命于夏令配克大戏院，忽然被打成赤-色分子。
我四处求人，昔日从东京回来的一帮友人没一个肯出手相助，仅有几位搞学术的朋友劝慰我们夫妇二人。也许做母亲的无法忍受失独之痛，趁我离家之际上吊而殒。
我对妻子说出门买些吃的，实际是接到一通陌生电话，说手上有关于商会的秘密资料。来到约定的咖啡厅，我没有见到那个人，只有留在座位上的几份资料。
我立即回家去，想告诉妻子这一消息。可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刚燃起的希望熄灭了。我拿起藏在家中的枪——那可是东京一帮友人结义的信物啊！
在扣下扳机前的一瞬，我决定殊死一搏。横竖是死，要为儿子讨还公道！」
翌日，惊骇沪上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
高松文教授的供词被“无良小报无良记者”曝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刊登。原来高教授独子被商会仲伤是假，苏共地下党身份才是真。
事与愿违，高教授没有讨回公道，也没有死成，最终背上了窝藏赤-党分子的罪名，声誉毁于一夕。
在这风口浪尖上，高教授被吴祖清请来的讼师保释出局了。出来时的下午春光明媚，高教授对两位年轻人说了些客气话，决口不提讨公道的事。
讼师说：“留得青山在。”
吴祖清说：“千万珍重。”
高教授神情坚韧，相信既没有死成，不论过多久终会洗清冤屈。
吴祖清其实想说若令郎当真是共-党卧底，你要讨什么公道？
最终没有问，吴祖清看出高教授经过这些时日是有些猜疑的了。不说破，是给他还留个生的念想。
哪知，当晚高教授自缢于家中。三日后被邻居发现，巡捕房接到报警来查探，发现屋子被收拾过了，很干净，书房的桌案上放着一封遗书，遗书底下是刊登假供词的报纸。
遗书蒙尘于世，“真相”已定，真相再无人感兴趣。
当时商会正为冯会长康复祝酒，在静安寺路的饭店。觥筹交错，衣香鬓影，吴祖清从冯会长的秘书那儿得知了高教授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