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的全面认可，是在民国开始大流行的。
老蒋甚至自比王安石，还让全国进行大讨论。当时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召开相关研讨会，请来知名学者搞“王安石变法讲座”，大小官员必须写文章，把王安石变法跟老蒋改革结合论述。
老蒋一辈子推崇三人，即：王安石、王阳明和曾国藩。
可惜，他只活成了曾国藩，在日记方面尤其的一脉相承。
清末和民国的名人日记，很多都属于理学遗毒。
在wén • zì • yù的加持下，满清彻底阉割理学，理学思想已然全面倒退。
读书人主动剥除理学的务实内容，又特别吸收心学的空谈虚妄，读书人纷纷追求“修身悟道”。他们一边贪赃枉法，一边以道学家自居，喜欢写日记彼此交流修身心得。有官员为了表现自己坦诚，甚至在日记里记述：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
这种日记，大公无私，道貌岸然，都是专门写来给别人看的。
日记里的曾国藩是圣人，现实中的曾国藩……呵呵。
在赵瀚这里，没有wén • zì • yù，反而鼓励百家争鸣，如今已诞生诸多学派。
其中，庐陵派、金陵派、含珠派，被统称为“大同学派”。
庐陵县之前一直是赵瀚的统治核心，铅山含珠书院又是赵瀚曾经读书的地方，这两地迅速风行大同理论学说。南京又是首都之地，大同理论也极为强势。
三地同属大同学派，但各有侧重点。含珠派主要用传统理学阐述大同，庐陵派掺杂心学与理学，金陵派则是博采众长。
顾杲在无锡集资重建东林书院，东林派宣告复兴。
死灰复燃的东林派，已然调整学术思想。主旨虽然还是“读书、讲学、爱国”，但加入一些大同思想，同时强调“相忍谋国、切忌党争、理学为本、实学当兴”，东林士子开始主动研究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水利等学科——他们以前就有涉猎。
桐城派也宣告诞生，融合理学、心学，又在方以智的倡导下，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究。
金陵大学的教授王之良、妇科圣手傅山，在南京联合创建“关学派”。横渠四句、大同理论，又吸纳朱熹、王阳明的学说，形成一套颇为另类的新关学。
刘宗周拉着一票浙江人，在绍兴创建“山阴派”。这一派属于全新的心学，同时吸纳程朱理学，强调“慎独”修身，持身以正而匡扶天下。
长沙那边，王夫之、王介之、熊渭公、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等人，创立“岳麓派”。以理学为本，提倡解放人性、气一元论（朴素的唯物论）、理势合一（朴素的进化史观）等等，这个学派在湖北的南部地区也传播甚广。
以几社成员为基础，还在华亭创立“实学派”。
实学派特别有意思，虽在华亭创立，核心基地却在上海。不但提倡实学，还倡导实学与工商业结合，好多以前的几社成员，现在不做官而跑去经商。
另外，广东有南海派，福建有泉州派。
不管哪个学派，由于赵瀚提倡自然科学，而且今年还纳入“乡试”，因此或多或少的都开始涉猎数学、物理等科目。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对自然科学嗤之以鼻，但这玩意儿关乎今后科举，必须硬着头皮研究才能扩大学派影响力。
至于大同理论，任何学派都得研究，这属于新朝的主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