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只要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就可以了。
一个人想要做好两个人的事情，那么只要压榨自己就可以了。
一个人想要做好三五个人的事情，那么只要提前给自己筹备后事就可以了。
至于汪宏津和余良哲这种行省级别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可以调动的资源与所需要面对的部下的人数都是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搞定所有的事情，需要有人配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乎的利益关系，他们会因为职位的关系听从上级指挥，但因人而异，服从度和执行力度也会完全不同。
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全力执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想办法搞破坏，或者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上级追究下来，栽赃嫁祸、左右腾挪、反复横跳、全力甩锅，只要把越来越多的人拉下水，上级就拿他没办法。
阳奉阴违这四个字就很好的表现出了上位者行使权力的难度。
一个可以很好协调并且可以做大限度贯彻决策者意志的行政团队是很难炼就的，苏咏霖奠定自己的行政团队还需要多年战争和斗争来磨练，更别说地方治理了。
汪宏津和余良哲在这几年间都不同程度的感受到了阳奉阴违带来的难处。
他们竭尽全力，也没能让部下官员完全听从他们的指令办事，受限于官员的出身、政治理想和利益所在，内部分歧从来不小。
难处一直都有，从未彻底解决，而这一次，因为某个契机，这种难处集中爆发了，一口气把他们两个串上串、架在火上烤，烤的滋滋冒油，香气扑鼻，只要撒上一点孜然就能开动了。
两人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烧烤他们，谁又在推波助澜看笑话。
因为对下面的人很难信任，而任朋义是苏咏霖内阁出身的空降官员，比他们还要资历浅，且自带队伍过来创立新局面，绝对值得信赖。
于是代表山东保护苏咏霖的重要使命非任朋义不能承担。
任朋义深知自己的职责重大，所以也不敢怠慢，把刚刚组建起来的相对干净的队伍给拉了出来，竭尽全力保障苏咏霖每一站目的地的安全。
因为担心提前公布行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所以任朋义主张不提前公布行程，以此保障苏咏霖的安全。
但是苏咏霖认为这并没有必要。
“如果幕后黑手在这光天化日之地积累出了足以威胁我生命安全的军事武装力量，那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再者说了，如你们所猜测的，他们之所以要我来山东，无非是力量不足，不敢一搏罢了。”
苏咏霖就要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的展现自己，光明正大的让民众知道自己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大明的领袖无所畏惧！
洪武十二年三月十三日，苏咏霖抵达山东之后的第三日，他正在济南安排之后的行程。
他准备先在济南巡查当地的集体农庄和产业工场，和农民还有工人们接触，解释自己的执政理念之类的，开始自己在山东的巡游。
当天，苏隐秘密前来觐见苏咏霖，将自己探知到的一些消息告诉了苏咏霖。
“首先，根据我们的线报来看，汪宏津、余良哲和任朋义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在山东资历尚浅，连一个任期都没有经历完，不具备操控这件事情的前提条件。
山东之地是咱们大明的起家之地，在这里任职办事的，多是故旧老人，有资历有能力也有名望，革命成功之后，有些功劳很大的升任到了中都做事，有些能力平平无奇的则留任当地。
后来黄河案爆发之后，山东当地的一些贪官污吏被集体清除，整个山东的吏治也被革新，局面有了好转，不过依然有相当一部分资历较深的官员在山东任职。
这些人普遍存在于州府一级的官府当中，因为能力有限，任期结束之后多是平级调动，他们称之为原地踏步，对此多有看法，且自持资历深厚，往往不太愿意服从新上级的领导，多有阳奉阴违的情况。”
说着，苏隐向苏咏霖提交了一份出自天网军中原组山东分组的较为完整的调查报告。
内容是关于第二次大清洗之后一直到第三次大清洗之间的山东地区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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