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朝，朝臣激奋，各派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称奇的事，户部尚书首先上本弹劾是启轻禹安排不当，护卫不周，难辞其咎。
工部尚书表面上反驳其本末倒置，事发突然，谁都不能未卜先知，但京都护卫不当却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才有人当朝弹劾禁军首领樊离疏于职守，才导致流寇混入启都，引发骚乱。
兵部自然是偏护着樊将军的，称他多年来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不曾有所怠慢。
之后有人附和，樊离是秦王启帧举荐，论治军严防，能力自是不可挑剔。
礼部争锋而对，难道是秦王所荐，就能有错不论，有过不罚么？！
习武之人那有文人哪些个弯弯绕绕的肠子，硬是被带进了预先挖好的沟里。
再加上东瀛使团遣副使等不依不挠，称东启仗大国之威，缺乏和平的诚意，不停向明帝讨要说法，惩治真凶。明帝大怒，限期三日要求樊离查处真凶，剿平乱匪，否则革职查办。
最后群臣散去，有人暗自窃喜，有人忧心忡忡，权利倾轧，永无止境。
早朝之后，明帝又召集几位亲近老臣重议此事。
大理寺卿本着怀疑一切的本能，认为大批流匪入城绝非易事，更何况携带兵器；流匪无非劫财，却招摇过市，即使蒙面也不合常理，若单纯滋事，时间地点又太过巧合，为何不直接冲撞东瀛使团，然而是乘乱误杀，总而言之，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很有可能是有人蓄意为之。
中书令及刑部尚书则认为无论阴谋与否，内防疏漏应当按律惩罚。
但监察御史甄从新，却跳出事件本身，与明帝分析了事情的影响及可能的得失。
“圣上，如果只是流匪滋事，重整内防，加强巡防即可，过失之错，刑律按典惩处更是容易。但万一是有人蓄意谋划，而又恰巧同时涉及两个皇子，那谋划者用心之深让人不寒而栗。”
“两个皇子？”刑部尚书疑惑，而大理寺卿则摸须赞同。
“圣上钦点韩王负责接待遣使，遣使当街被杀，韩王难辞其咎，而负责启都内防的樊将军又是秦王着力举荐，秦王更是举荐不当，亦或者说是识人不明、缺乏远见。那么谁更得益呢？我想圣上心中自有分辨，毕竟东启是圣上的东启，任何意外或阴谋折损的都是圣上威名，更有甚者，动摇国之根本。”甄从新说的很直截了当。
“那依甄卿之言，该如何处置。”
“按兵不动。”甄从新说到，“先不管背后之人是如何谋划，目前所有线索均系于圣上怪罪或是责罚樊离之上，最后的目的不过是打破当下城防军权的稳定，若是圣上不做任何调整，那必然诱逼背后之人做进一步的谋划，到时才更有迹可循。”
明帝沉默不语，若真像甄从新猜测那般，按兵不动的确是最好的对策。
之后便遣散了众人，独留下大理寺卿，秘密安排他暗自寻找真相，并安排御前近卫肖广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