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黑漆漆的眼睛，好像看到了某种不一样的情绪，这种情绪让我没法移开视线，着了魔一样一直盯着他的双眼。看着看着忽然有股熟悉感涌上来，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眼神，可我确定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身后的老板早就发现我一直在看那张照片，指着它向我介绍起来：“你在看他？他叫张沉，和我发小是一对。”
说着他从旁边桌子上拿起一只粉红色水笔，把照片里的程声和张沉连在一起，极为油腻地画了一颗粉红爱心。
我吓了一跳：“老板，你好突然。”
老板撂下笔，面对照片墙笑：“我可不算突然，这俩人才叫突然。”他自来熟地把胳膊搭在我肩上，侧头看了我一眼，纠正我对他的称呼：“见面就是缘，别叫老板，叫我秦哥多好。”
第一次见面哥来哥去多少让人不自在，但我毕竟给人家添了麻烦，识趣地喊了声“哥”，指着照片里两个男人继续问道：“他俩怎么突然了？”
秦哥说：“同性恋还不突然？”
“不突然。”我摇摇头道：“同性恋多了去，算什么突然？”
秦哥那只肉胳膊还搭在我肩上，他望着照片叹了口气，但很快释然地笑道：“逗你玩的，不是这个突然，是他俩谈个恋爱要死要活，最后抱在一起从家里阳台上跳了下去，突然把别人吓一跳。”
殉情？这事把我兴趣全勾了起来，刚刚还糊作一团的脑子瞬间清醒，我兴奋地“哇”了一声，推了推肩上的手，急着问：“那后来呢？”
“后来被早上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发现叫了救护车，可俩人死死抱在一起，怎么拉也拉不开，耽误了好些时候才被送去医院。不知道该说这俩人命大还是故意的，顺着树滚到草坪里，总共在医院里躺了仨月，忽然某天连人带钱带身份证户口本一起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不过脑子脱口而出：“真好啊，真好！”
“好什么呀。”秦哥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他们那栋楼五层刚跳下去一个人，头朝下，死透了，没几个月又出现俩男人抱着往下跳，多吓人？小区房价跳水狂跌，没人敢买那儿的房子了。”
从酒吧门口出来，天已经彻底黑透，我蹲在台阶上望向嘈杂街道的尽头放空，想我的学生时代和那双熟悉的眼睛。
当我回忆到离食堂五分钟路程的校报亭时，我猛地想起自己对张沉的熟悉来自于哪里。
那时我总在学校报亭里买一本名叫《AZ》的摇滚杂志，那本杂志销量奇差，永远高高一摞堆在角落里。我清楚地记得某天晚饭时间自己溜去报亭买了新一期的《AZ》，那期是墨绿色布景纯白色标题，封面里是一个坐在地毯上的男人，他穿着t恤牛仔裤，怀里抱一个电吉他，眼神和今天酒吧照片墙里他的眼神如出一辙，好像有种奇怪而压抑的情绪，让人摸不透他在想什么。
那期杂志上最显眼的专栏标题是：专访支流吉他手/实验音乐人张沉
下面的小字是：在怀疑中实验人生
《AZ》因为销量太差前两年停了刊，张沉作封面的这期杂志已经和其他几十期被我妈论斤卖给收破烂的，再也找不到。想到这里，我有些怅然若失，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直起身望向天空。
我还在想张沉说的那句话，心里对它存有巨大的疑惑，人生可以实验吗？
张沉和程声这两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像阵疾风一样划过我的生活，很快我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二零一三年我在因特拉肯的小镇上遇到和sheng。
我到底该叫他们张沉程声还是和sheng？
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鉴于我是个习惯喊人中文名的人，还是叫他们张沉和程声吧，即使他们俩好像有点抵触自己原本的姓名。
遇到他们俩那天下了大雪，街上只有零散几个人，其中夹着一个小偷。
前一周我在组会上被老板骂得一文不值，一气之下拉着行李箱来因特拉肯看雪山，但我多少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前一天收拾东西时，我心虚地把一沓待看的论文塞进行李箱。
目的不纯的旅行果真没有好下场，第二天我就在镇上被偷了钱包，彻底变成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于是也顾不得形象，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赶紧趁着难得的好机会把这些日子看不懂的公式和老板的怒骂全哭出来。
也许是我的哭声过于嘹亮，没多久身后有人拍了拍我。我正哭得酣畅淋漓，一把甩开肩上的手，混乱之中脱口而出一句中文：“您谁啊？”
身后的人似乎没想到我是国人，停顿了一下继续拍我，同样拿中文答道：“我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