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谕旨，确实如同朱翊钧所说“甚长”。谕旨的主要内容是从汉、蒙两个视角梳理草原和汉地两百年来的恩怨情仇，对双方本属华夏之人，却仇杀不已的现实情况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这份超过六千字的谕旨，成为了本时空民族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抛弃了此前明朝廷文过饰非，“视强者仍为夷虏”的打肿脸充胖子般“政治正确”，分别站在双方的角度评价了较为重大的冲突、和“互市”，从而让听众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时双方都能妥善处理冲突和管控分歧，我们都不会过得像现在这般苦。
例如，在描述蒙古因与大明交战经年，导致一盘散沙，攻杀无已时，诏旨中说道：“草原大乱，异姓“赛特”拥兵称雄，废立频繁。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如此乱世，甲胃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也。如遇灾异，死者枕籍。”[注1]
诏旨对于明朝廷自身的失败和存在的问题，也并不讳言:“其势张后，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而朝廷所遣使，阿媚也先，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以是衔怨。”
“汉蒙之民互市之时，汉民帛时剪裂幅不足；靴帽之属不堪一着，即破碎矣。争骂斥辱、弓刀相胁，日积月累，致生兵祸——土木之变，痛哉至深！”
诏旨尽管翻译成了蒙语，但一边读，一边又有通译给翻译成汉文。金帐中的大员如张四维、申时行等此前看过诏旨原文，此时神色不动。之前没有见过诏旨内容的汉官，听到诏旨中谈到土木堡之变，且有很多自我批评的词句，相顾变色。
而听着皇帝诏旨的蒙古诸酋，个个脸色涨红，呼吸粗重，显然个个心内都不平静。他们也万万想不到皇帝诏旨中对蒙汉之间的冲突看待的如此客观。
实际上诏旨并不客观，也先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有恢复蒙元之意，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却不是诏旨所说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冲突。但说实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历史精通。诏旨避重就轻的定调，他们也听不出来。
......
随后，诏旨中回顾了“俺答封贡”之后的汉蒙关系：“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躏，免生灵之荼毒......”并分析了双方互市的必然性：
“尔等散处沙漠草原，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汉人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绝贡闭市，唯有抢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