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打电话给杜蓝发发牢骚，但手指刚落在手机按键上，脑中便闪过一个念头：开学还不到一周自己就抓着杜蓝吐槽这个吐槽那个会不会太矫情、一点儿都不爷们儿？杜蓝一个女生都没整天跟自己抱怨，人家读的还是毕业难度号称地狱模式的慕尼黑工大。这么一想，他顿时没了打电话诉苦的勇气。
上午天气正好，金色的阳光透过林间的缝隙洒在房前绿油油的草地上，耳边是四声杜娟们此起彼伏的叫声，像是正在开音乐会的森林合唱团。
他呆呆地望着远处郁郁葱葱、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树林出了会儿神，等情绪慢慢平复，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自己怎么能跟对方说“打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蠢话呢？他很懊恼，一定是因为他太想装网了才会如此口不择言，但事到如今懊恼也没用，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老太太当时肯定是生气了。以老太太这么刚的性格，不让装网都是小事，他还能不能继续住下去可能都是问题。
也许自己应该去给对方道歉，他这么想着，却没勇气去敲对方的门，犹豫了好半天，才悻悻地抄上书包赶往大学参加旁听课。
临进教室前，他接到父母的电话，这才想起自己因为忙忘了给父母汇报开学情况。
国内此时已是夜里，沟通的主力依旧是董母，问题也跟之前一样，始终围绕在“董锵锵最近身体、学习和打工都怎样？缺不缺钱？交没交女朋友？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要父母帮忙？”等家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正面或迂回展开。
董锵锵对父母的套路早已熟稔，但今天的他刚被拒绝，情绪有些低落，回答问题便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敏锐的董母第一时间察觉到儿子的异样，马上追问：“是不是碰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一定要和家里说。出门在外不比在家，不用什么都自己扛，父母永远支持你……”
一刹那间，董锵锵就觉得自己的眼中似乎泛起层雾。他很奇怪，自己并不是眼窝子浅的人，怎么就伤感了呢？不过他心里也清楚，很多事就算告诉父母他们也鞭长莫及，只会徒增他们的烦恼，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没任何帮助。这些困难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去克服。于是故作轻松地耍起了顾左右而言他的太极，三言两语岔到了其他话题上。唠了几分钟，便催着熬不了夜的董母董父休息去了。
吸取了前一日教训的董锵锵提前预习了下午旁听课的内容，但让他没料到的是，下午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实务会是块比昨天更硬的骨头。
跟昨天的老师比，今天的老师不仅没口音，发音还极其标准，挑不出任何毛病。唯一的“缺点”就是老师语速极快，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只是正常或稍微有点快的语速，但在董锵锵听来，对方比预科里他最憷的政治学老师的语速还快，简直能跟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员媲美。
“这是正常语速吗？”他皱着眉头环视四周，见周围的德国学生也都一脑门子官司的奋笔疾书中。
如果对方只是语速快，他其实并不太慌。但问题在于他在国内和预科都没接触过这门课，专业背景几乎空白，而老师的讲义跟经济学的讲义恰恰相反：图少字多，主要靠听和记。董锵锵出家门时走的急，没带录音笔，他又不好意思张嘴问旁边的外国人（貌似旁边的人也没比他好更多），只能硬着头皮疯狂记录。
两小时下来，笔记记的惨不忍睹不说，内容连40%都没听懂（光顾着记了）。郁闷的他既拉不下脸问老师，也不想跟不认识的人借笔记（不管对方是不是中国人），更不想跟杜蓝诉苦，而郑春花这几天也没回他电话，估计是忙自己的事或把他打电话的事忘了。思前想后，不服输的他一勐子再次扎进图书馆。
但这门课比昨天的宏观经济学难了不是一星半点，董锵锵能感觉到书读起来的吃力感，他只能寄希望于天道酬勤和勤能补拙。